刹住红包歪风还需标本兼治

　　中央严令之下,仍有人顶风而为,发人深思。专家指出,需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来进一步提升对官员收送红包行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去年3月起,江西“红包”问题进入常态化治理。江西省纪委强调,对于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不论数额多少,有职务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没有职务的,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多地也开展类似的治理。山西省财政厅今年设立省本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专户账号”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杭州市纪委明确收受微信红包也属变相受贿,将视事实的性质和情节,追究相应的党政纪责任。广东省去年对红包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后,各级廉政账户共收缴红包礼金6500多万元。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指出,红包专项治理工作很有必要,目前对干部的免职等处理还停留在“治标”的阶段,治理工作必须向“治本”推进。

　　颜三忠认为,当务之急,在通过打击形成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应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完善监督控权,压缩寻租空间。

　　廖晓明表示,要形成“受贿行贿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对违规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一查到底,把惩处晒在阳光下,让权力真正得到更规范而严厉的监督。(记者胡锦武　袁慧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