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文化”孳生“腐败暗疮”

　　近年来,无论是“落网的苍蝇”,还是“入笼的老虎”,其背后总能看到红包的影子。某种程度上,红包成为诱发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脓包”。

　　记者梳理一些腐败案件发现,官场收红包主要有三大做法:

　　--以人情往来为借口的“意思意思”。按照刑法规定,受贿金额超过5000元可构成定罪。颜三忠指出,官员收受红包,如无直接指向利用职务便利的证据,多按照党纪进行处分。

　　一些官员因此认为,红包收的都是小钱,不会“犯事”。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长谢少清为了把握好分寸,专门设定红包金额底限: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数额的要退回一些。

　　专家指出,对官员“意思”的背后本质上是权钱交易,不能因为收受红包数目小就能“网开一面”,只要存在违规收受红包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以逢年过节为幌子的感情投资。受“红包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官场风气被恶化,甚至上行下效,腐败蔓延,窝串案频发。

　　萍乡市是江西腐败的“重灾区”。经纪检机关查实,相继落马的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和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在每年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分别收受单位和个人红包就达六七十万元之多。

　　--以提拔升迁等为目标的权钱交易。

　　广东省纪委去年底通报一起竞相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涉及韶关乐昌市班子成员27人、乡科级干部45人,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据了解,此案是在乐昌原市委书记李维员直接带动影响下发生。李曾暗示多名干部努力升官,红包则是买官“利器”。目前,李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红包的隐蔽性,对公权力产生巨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颜三忠指出,送红包者的最终目的还是获得权力庇护和回报,是行贿受贿。

　　值得警惕的是,五一前后朋友圈的“红包游戏”活跃。专家指出,以“红包游戏”为“隐身衣”的礼金礼卡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传输方式,存在发现难、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这类隐形利益输送决不能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