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出生

　　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反腐？

　　李宏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问题还是要从干部培养、选拔上抓,还有在他们成为干部之前的教育。如果一个人素质很好,基础奠定很实,就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如果基础工作没做好,又没有群众观念,又没有有效机制约束,人就容易变异。就像现在我们发动境外追缉贪官,虽然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贪官外逃呢?一逃就带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管理和出境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很期待上层中央在这方面的果断措施,一方面要追,一方面要堵。虽然网上发了一百人的“红色追缉令”来震慑让贪官不要跑,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环节。出这么多事情是应该反思,就事论事都能得出很多经验。

　　广州日报:听说你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李宏塔:我骑自行车一直骑到2004年,我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才没骑。那时我已经把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

　　广州日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出生对你仕途有帮助吗?

　　李宏塔:没有,家庭根本不会想着帮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当时我还在合肥化工厂做技术员,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我才被选上做团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变成处级干部。我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岁就被提拔为副厅级,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所以,我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尽管当时我的父亲在人民银行,但他不会为我们的事找省里帮忙。

　　广州日报: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红二代”、“红三代”吗?

　　李宏塔: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