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丹白露宫里中国文物大多由侵略者进献,因此,其“劫掠所得”的性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不难理解的是,并不是所有流失文物都存在追索的可能性。即便已经明确是当年被掠夺走的文物,也因转手过程和性质的不同,在追索层面存在很大差异的身份背景。

　　还以圆明园文物为例。圆明园遭劫后,其文物藏品主要流入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文物流入这三个国家后的命运却不完全相同,致使其身份发生了转变。

　　一大批圆明园文物被带到英国后,一部分被英法联军中的英国军官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这批文物后来进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批文物1861年被阿尔弗雷德·莫里斯购得。莫里斯是19世纪英国纺织大亨詹姆斯·莫里斯的儿子,酷爱收藏,莫里斯家族的博物馆,由此成为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私人藏馆。

　　而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官方博物馆则是法国的枫丹白露宫。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法军司令孟托邦于1863年把所劫文物前后分作7大车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皇后。有了这些文物,枫丹白露宫才开辟中国馆,专门用于存放这些珍品。

　　而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圆明园文物,则主要由美国商人毕晓普捐赠。毕晓普当年在欧洲多地搜罗被英法联军变卖的文物,而后全部捐赠。

　　在马未都看来,一些流失文物被进献,一些文物被捐赠,一些文物在辗转过程中存在“善意取得”的环节,它们在传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转变,也给追索带来千差万别的法律背景。马未都认为,枫丹白露宫里中国文物大多由侵略者进献,因此,其“劫掠所得”的性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不少文明古国都饱受侵略者掠夺之苦,而如今,各国追讨各自流失文物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流失文物的追索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放眼全球,不少文明古国都饱受侵略者掠夺之苦,而如今,各国追讨各自流失文物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在埃及,由专有机构“文物归还管理局”对全世界约40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组织进行追踪,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拍卖、展览等,会立即联系拥有该文物的机构或个人,要求其出示拥有该文物的合法文件。埃及还把遍及世界的埃及使馆作为追查流失文物的前哨站,密切关注驻在国涉及埃及文物的拍卖和转让等活动。一旦确定某机构或个人非法拥有埃及流失文物,埃及会通过外交等途径施加压力。若所在国拒绝合作,埃及将考虑终止与该国在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一切交流活动。

　　希腊则采取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追讨流失文物的方式。希腊文化部专门设立部门,从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目录、展览会、拍卖会等寻找源自希腊的文物。若发现有文物涉嫌从希腊非法流出,就会与国内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为走私文物寻找证据。

　　马未都特别提及日本在寻找本国文物方面的努力。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回购流失的文物。回购行为由商社统一操作,而不是由文物商各自为战。商社代表日本文物界在海外寻找、购买日本文物,购回后再由商社在国内启动竞购程序,一方面保证了文物的回流,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确保商社有足够运作资金,理顺了利益关系。

　　马未都认为,在追索、追讨流失文物时需要理智,需要遵循已经建立的制度,需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法律。追讨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理性看待,也需要调整心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些问题相信会自然解决。

　　据新华社电记者凌朔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