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就应该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

　　一个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不用讲稿,并且不喜欢下属汇报工作时照念讲稿的领导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李克强是为数不多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他们中间并不多见的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在就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他最早提出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此特地创造了一个叫“克强指数”的新词。

　　不过,擅长运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的李克强,也曾有过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是1974年,19岁的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在那个时代,记工分还是最普遍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出工就给补助的平均主义氛围里,磨洋工如同传染病般在蔓延:有人上工之后干脆躺在地上喊劳动号子,以让远处的干部听见,还有一些人宁愿吃返销粮也不愿意干活。

　　与老百姓们一起饿肚子的岁月成了李克强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吃苦耐劳又有主见,年轻的李克强被推选为大庙公社的大队党支书。那段日子里,他晚睡早起,将每一个人的生产任务安排得事无巨细,自己也卷起裤腿加入修水库背石头的队伍。但任由他怎么没明没夜苦干,老百姓还是填不饱肚子。

　　年近90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他回忆,在凤阳曾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荒的事情。那个年代,让民众在外面乞讨要饭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情,但作为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却不愿意阻拦这些事情,他甚至会为那些觉得在外面生活更好一点的村民开“逃春荒”的证明。“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愿意让民众出去,会控制,但是他恰恰相反。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他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不阻拦这个事。”

　　事实上,这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还曾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纪鸿冠记得,在一个春天,李克强在工地上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决定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然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种按劳取酬的思路在当时算是一种创新。纪鸿冠记得,乡镇里边从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不提倡,怕被认为是学资本主义”。

　　但创客们总是拥有对大方向的天生预判能力。青年李克强在凤阳时就表现出的宽容与果断,已经隐约有了他后来的影子。在此后的许多事情上,李克强一再展现这种高超的预判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的论文。在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年轻的李克强引用了许多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结论: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

　　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用“超前”、“开放”这样的字眼形容学生时代的李克强。

　　当年在北大跑教育的一位记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大校园自由而开放,李克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口才极佳,思想活跃,能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始终保持激情。

　　李克强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时的同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李景强也向记者回忆:“他是一个在原则底线之上非常开放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留下的可以创新的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他自己是很Open的人,连他当时欣赏的学生干部也都是这类人。”

　　李景强记得,那时候北大团委的办公室在37号楼,“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许多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都愿意聚在那里,谈理想、谈抱负”。

　　作为团委书记的李克强显然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者之一。他曾在一篇题为《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观察一个人,总能找到几块相应的“背景板”。从被体制束缚的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到自由开放的北大,李克强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历史时刻。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验中究竟汲取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身上一定留下过某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迹。

　　比如,2013年,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本已经绝版的旧书一度重新走红。

　　这本书叫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一本售价仅4元的论文集。而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正是李克强。

　　许多观察者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年份,1991年。彼时的中国正在重新掀起一场“姓资姓社”的大论战,“市场”两个字还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里,李克强等人的论文,几乎都有一个强烈的指向:“市场”。

　　这件往事发生在一个政治氛围并不明朗的年代,所以其中透露的勇气与见识,更成为20余年后的今天,李克强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