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议》

　　林则徐任京官期间，基于自然灾害与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关系，他开始注意京畿一带的农田水利问题。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时，他翻阅了内阁秘藏的有关水利的档案，辑抄了历代，尤其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有名的官吏和农学家关于兴修京畿地区农田水利的案例，从1816年起，开始酝酿写作《北直水利书》。后来，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等人在《北直水利书》的基础之上，编写出《畿辅水利议》。这两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后者更集中反映了林则徐早年的经世思想。

　　第一，在《畿辅水利议》中，林则徐已初步涉及到“国计民生”问题。他写道：“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实，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兼及于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他认为在京畿一带兴修水利后，可以将旱田改种水稻，从而增加粮食的产量。但是，“今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只有将旱田改种水稻，京畿一带的粮食需求才可得到满足，积弊已深的南粮北调的漕运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社会自然也会平安无事，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第二，林则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历代先辈在京畿一带试种水田及其成效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以事实论证京畿地区旱田改种水稻的可行性。书中说到：“今历稽开垦成绩著之于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图可索，信而有征。主议者既然于说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晓然于功之有可据。或就废堰古渠之迹，寻访遗规；或即羹鱼饭稻之乡，讲求成法，而一切营垦事宜，可举而措之矣。”

　　第三，林则徐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改变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改良漕运，必会遇上一些保守农民的反对和一批既得利益官僚、吏胥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因此他指出：“国不患无任事之人，而患有偾事之人，任事者方兴利以救弊，偾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据此，他提出要整顿吏治，严惩阻挠改革者。同时，他还提倡奖励开垦水田有成效者，“如此则劝率既至，鼓舞自生，数年后，倍入之获，目验而身习美。利所在，民自趋之，不待劝而无不劝矣”。

　　第四，林则徐在书中还提出改良农业技术以及完善水利设施的建议，并且主张学习西洋水龙尾车取水。他引证史载：“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龙尾车者，河滨挈水之器也，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窃计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此时开始萌发。

　　总之，《畿辅水利书》中所反映的改革和改良主张，是林则徐青年时代学以致用的初步表现。尽管在当时，林则徐不可能将其主张付诸实践，但是他的主张“是一项涉及到漕运、屯政、河防的经济改革”。同乾嘉以来其他的经世派一样，他对社会问题作出的个案分析，着眼点则是放在“国计民生”上，说明他已经主动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矢志做一个勇于改革进取、济世匡时的清官。

　　（节选自：《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陈友良 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