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这既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感到鼓舞，也激发了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探寻中国政治与行政改革实践的生成机理、发展规律，特色模式，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行政理念、实施方案与对策建议，提升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对中国行政改革实践的回应性与指导性，是我们的责任。同时，将中国行政改革经验在全球治理话语圈中发声，也是我们的使命。

　　一是要坚持“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指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国家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执行，提升制度的质量与有效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吸纳和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的精华，契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强大生命活力。因此公共行政学者不仅有责任解读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理念、内涵、价值、体系等，成为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望者；更有义务发挥专业所长，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内在逻辑、影响因素、系统构建等开展前瞻性研究，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推动者。

　　二是要探索“理论创新”。如果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动力与灵魂，那么理论创新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不竭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今日中国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大变革，催生了政治发展与中国行政体制机制的探索性实践创新。这些实践探索部分借鉴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整体性政府、网络治理等理论，但却面临理论移植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在迎拒西方理论的两难选择之间，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本土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需求必将给公共行政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和丰沃土壤。在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公共行政学者的使命必然是探索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概念群”“问题域”“逻辑链”“要素场”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在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理论探索与创新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如“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实践经验概念化样本。她缘起于本世纪初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政运行机制，提高行政绩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改革实践。而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才是避免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实践陷入“运动式”宿命的关键。

　　我国公共行政学界围绕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内涵、特质、构成要素、理论源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已出版专著1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3万篇。这些研究成果基本构建了服务型政府的基础理论体系。

　　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在四个视角：一是价值维度，认为满足公众需求，赢得公众认同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基础；二是关系维度，主要从政民关系视角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重视政民互动、公民参与。三是职能维度，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核心职能由全能走向有限，管制走向服务；四是功能维度，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为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关于服务型政府本质内涵认同主要表现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权力与权利的双向重构，法制与法治的理性价值，管制与服务的范式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型政府就是以满足公共需求，赢得人民满意为目标，以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以法治、民主、透明、廉洁、高效行政为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保障的现代公共治理共同体。

　　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构成特质基本都是围绕“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依法行政”的行为准则，“公民参与”的服务路径，“高效便捷”的服务方式，“公开透明”的服务过程，“民生导向”的服务模式，“违法必究”的行政责任，“人民满意”的服务目标等展开，这既是共同经验的体现，也表明中国服务型政府实践并非“碎片化”的改革，而是一场涉及行政理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服务模式的整体变革。

　　然而，尽管中国学者在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但仍然面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理论的前瞻性、先导性、回应性都有待加强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如何思维、学习如何创造、学习如何学习，既成为“仰望星空”的思想者，又成为“扎根现实”的行动者。创新需要问题导向，因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创新需要前瞻的目光，正所谓眼界决定境界，境界赢得世界。创新需要打破常规的思维，能够把与别人相同的聪明用到与众不同地方。创新需要敢于吃螃蟹的勇气。有超越，才能感受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有勇气，才能看得到未来并不遥远。

　　三是要聚焦“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说：“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实践是理论形成的活水源泉，实践也是检验理论的标准。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要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聚焦中国行政改革实践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也是中国治理变革实践探索的30多年。我们“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公共行政领域，以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六次机构改革实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权利清单制度改革实践等；以推进基层民主实验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选举，乡镇领导人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协商民主实验等；以提高政府绩效为核心的行政效能建设、政府流程再造、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以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社会政策创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遍及中国各地的行政改革实践彰显着中国勇气、中国智慧。

　　聚焦中国行政改革实践，尽管有部分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润养。具有鲜明的“中国场域”情节，基本都是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急需突破的行政障碍与制度瓶颈的行动式回应，重点都是围绕如何改进政府绩效，建设服务型政府；如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如何健全权力制约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如何扩大公众参与，推动协商民主；体现了国家治理中由一元主体向多元协同，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由法制体系到法治系统，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脉动规律。这些“中国实践”，既有原创性、时代性，也有传承性、民族性，总结和提炼“中国实践”，有助于彰显“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提升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力。

　　四是要善于“对话世界”。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到，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实践经验当然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单元。向世界解读中国实践、弘扬中国理论，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政治理解，理应是公共行政学者的责任。

　　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学习与吸纳，但同时我们更需要在概念移植中关注其落根中国的政治生态，对其是否会存在“排异”现象？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推动“中国治理”走向“全球治理”，更需要世界由“印象中国”走向“真实中国”。要明确何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中国特色”？当下哪些公共行政理论具备“中国特色”？也要寻找到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政治文明有效对话的途径与方式，以世界能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治理的故事。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理论的“走出去”，并不仅仅表现为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与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更关键是如何让世界能读懂中国公共行政，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

　　（作者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