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顾炎武中年北游之后，曾给好友张尔岐等人写过一封《与友人论学书》，书中拈出两句话作为学者士大夫的准则。其一论为学，曰：“博学于文”；其一论为人，曰：“行己有耻”。

　　顾炎武对于“有耻”一端极为重视，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他反复说道：“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而在其大著《日知录》“廉耻”条中，顾炎武更是直接说明：“（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其时正值明末清初，学者延续明儒陋习，多喜谈心性，而士大夫阉然媚于世、媚于新朝廷者亦为数不少。所以顾炎武上接圣人之道，树起“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面大旗，并特别指出“耻”是根本中的根本，可谓切中时弊，对于今人也仍有重要意义。

　　“行己有耻”是为人处世的底线，从古至今无不例外。从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东汉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再到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不仕于清，再到近代以来为了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严义利之辨，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直是华夏文明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而严义利之辨，正是“行己有耻”的核心内涵，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则是“行己有耻”的行为表现。

　　当前一些为商、为政的人纷纷出问题，就是在严义利之辨上面，没有绷紧这根弦。经商以趋利作为唯一原则，而不是如古人所言：“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于是有了所谓的“互害模式”；为政或为自肥，或耍威风为目的，而不是如党的宗旨所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于是有所谓的“四大危险”。概而言之，就是心中的那个“义”字失了位。

　　“严辨义利”“行己有耻”之人，就是有气节的人。有气节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挺身而出，什么时候该退到身后，什么时候该奋起直追，什么时候该守身如玉。这样的人，就是道德自觉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受到百姓的欢迎，甚至“望门投止”——即便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时候，老百姓也愿意豁出性命来支持保护他们。

　　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道：“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这种气节，就是要从“行己有耻”做起，做好修身的根本工作，然后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程中，为民为公，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