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

　　战后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走一条深刻忏悔、反省，进而与战争受害国捐弃前嫌，赢得国际谅解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大和民族优越意识作祟与美国战后对日政策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主要原因。明治维新后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大搞“富国强兵”，在对外侵略战争攫取暴利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扭曲的民族心理，即身为黄种人却蔑视其他亚洲国家和民族，以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为荣，努力“脱亚入欧”。这种意识并未随战败投降而消失，今天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仍然迷恋着“近代历史上的辉煌”。较之日本自身原因，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占领期间，美国主导的盟军总部的着眼点从铲除滋生军国主义温床转向利用日本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在美国的操控下日本与西方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在美国卵翼下生存，两者间包含了无数姑息、纵容和利益交换。“片面媾和”的结果是和平进步力量受到压制，日本战前政客粉墨登场，甲级战犯嫌疑不仅侥幸逃脱了历史的审判，甚至可以重新执掌国柄，为美国的东亚战略服务。

　　今天的日本政要为什么宁肯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也不肯真诚地反省历史上的罪行呢？首先是安倍等人内心深处的错误史观作祟，于是有了“侵略没有明确定义”“从未详细读过《波茨坦公告》”之类的辩解，其本意则是否认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竭力回避战败投降的历史事实。其次是右翼势力兴风作浪，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毒化社会政治环境的鼓噪宣传，推动政治右倾化日益深重。最后是日本大众未能像战后德国几代人走过的“从回避到勇于承担，进而达成理性认知”的过程。“亚洲的和解”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也是当今日本最重大的政治过程和良心工程，如果安倍真想带领日本越过“战后”这道坎，就需要明白：正视历史是东亚和解的必经之路，此外的一切机巧——无论是巧言令色、掩耳盗铃、瞒天过海、欲盖弥彰等都是徒劳无益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