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中国走进“新常态”

　　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新常态”下的九种趋势性变化总结了出来,已完全超出了总结上年度、部署下年度经济工作的涵义,而成为对当前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状况的系统分析。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各地媒体及专家学者纷纷对“新常态”给出解读、梳理、谏言。“新常态”成为最热的关键词。

　　当前,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不仅表现在人口、土地等红利逐步消减,拉动增长的“旧动力”逐步下降,新的增长马力不足。适应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的力度,将已经出台的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同时推出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高质量改革方案。引领新常态,就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要积极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势,以更有力的改革举措,让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2、学术界热议“法治中国”建设

　　今年对于中国的法治发展来说意义非凡。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人们怀着敬意广泛地纪念这部宪法的“60周年”;根据“五四宪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60年前首次召开,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时说,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法治在国家生活、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抓住了法治建设,改革就有了更清晰的依据和目标模式;搞好了法治建设,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才有了“定型”。在四中全会的部署下,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工作稳步开展,法检系统人财物省级统管、司法系统面向社会延揽人才、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形成记录……这些改革的最根本目的无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法治信仰深深扎根于人民内心。人们期待,四中全会后,宪法法律在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中的价值愈加凸显,“法治中国”能成为像“市场经济”一样的全民共识。

　　3、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针对当下选秀节目、穿越剧等低俗、媚俗节目占据荧屏、追名逐利的浮躁之风、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文化过于市场化等现象,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文艺家纷纷表示,要承担起文化复兴的使命,创作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精品。作家王蒙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人民日报》围绕讲话精神刊发系列评论员文章。讲话也引起学界关注。张永清教授表示,座谈会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周志强教授认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出当前时代文艺价值观的核心命题。文艺讲话中人民价值观的重提,具有了重新塑造社会主义文艺品格的诉求,敢于从现实和历史的层面重建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

　　4、户籍制度改革终“破冰”

　　近年来,各界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有益的尝试。2003年,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005年公安部《探索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进一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户籍制度、社会管理改革,为迁徙自由创造制度环境。

　　今年7月3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示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户籍制度改革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共卫生服务、考试招生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紧密关联。学者普遍认为,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是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的前提。

　　《新京报》调查显示,26.7%的网友表示户籍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体现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广受社会热议。“北京人大学”、“知识不是力量,沪籍才有分量”,这些追问连同对医疗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吁请,体现出公众对突破户籍限制、呼唤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

　　5、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更广泛的互联

　　自中国1994年4月20日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到今年,互联网已走过20年历程。1994年,中国第一条带宽只有64K的国际专线建成;今天,网龄20岁的中国拥有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博、微信用户,社交端口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亿,拥有全球4家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11月19日到21日,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举办。此时距离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已有47年,世界在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中跨越时空天堑实现互联互通。从2014年到2015年,中国互联网经济正从量变走向质变。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融合,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兴起,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判断,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主战场,将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拥抱互联网?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表示,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加快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已拥有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和规模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产业,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更广泛的互联,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的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指出,应对信息安全挑战,需要政府、研究机构和产业各个层面的协作,也需要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密切合作。

　　6、全面放开二胎尚无时间表

　　11月12日,是我国公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周年。而据媒体报道,全国符合生育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只有70万对申请。舆论预想中的第一波生育小高潮并没有如期到来,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甚至出现计生人员开始“催生”的现象。目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1.4%—1.5%水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12月15日发布《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报告称,“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许多学者认为,放开两孩的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全面放开两孩,对生育率的回升有显著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两孩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经济长期的增长都将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层面仍然持谨慎态度,国家卫计委曾多次公开表示,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

　　7、低俗的喧嚣何时休

　　从东北二人转的争议被广泛关注,有学者直指二人转为低俗秀、市场的奴隶;到《小时代》、《后会无期》等的票房高企,好评恶评悬殊,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直言《后会无期》是低俗的代表,其署名文章《“天才韩寒”是文坛丑闻》引起很大的争议,而赢得口碑的《黄金时代》却票房惨淡;再到有人将2014年称之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喜剧元年”,纵观2014年的大众文化是争议喧嚣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主张文艺要抵制低俗化、媚俗化倾向,这无疑给当前“娱乐至上”的大环境注入清醒剂。

　　缺乏创新、拒绝价值与意义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软肋。《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高收视率综艺节目,有学者称之为“拿来主义”横行中国电视荧屏。作为国家文化生态和公众心理的终端显示屏的电影,如《白日焰火》《心花路放》《亲爱的》《黄金时代》等影片,存在着票房与电影的分裂。有学者认为,热卖片成功的共同元素是感官性的,身体性的,直戳你的泪点和笑点,同时,以拥抱主流的姿态拒绝意义与价值,但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虽然中国元素在国际舞台呈现增多的趋势,但是有影响力的文化含量却很少,往往只是一个符号。

　　8、甲午120年祭

　　甲午海战双甲子之年,再祭那场剜心之痛的战争,因为甲午年,是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120年前的夏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120年后的甲午年,则被中国人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学术界对于这场战争投入了异常的热情和关注,研讨与座谈贯穿整个甲午年。当年的战场威海今年热闹非凡,8月27日,由海军与军事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停泊于威海新港的海军88船开幕。海军政委刘晓江在讲话中指出,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办这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举措,目的是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以史鉴今、启迪未来,强化忧患意识,激发爱国热情,更好地推动强国强军实践。9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威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市开幕。在两天的会期中,与会专家学者对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马关条约》谈判、东亚海权问题、中日海军战略、历史人物研究、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及东亚格局的影响以及与甲午战争史相关的其他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在此前的7月26日,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台湾高雄市中央军事院校校友会和山东孙子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两岸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青岛举行。另一场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举办“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报告会,早在2月28日就在京召开了,旨在让两岸青年共同铭记与反思这段屈辱历史,增进两岸青年更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团结。此外,京沪为首的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也举行了多场讨论会。

　　9、燕京学堂事件拷问高等教育改革

　　今年5月,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建立燕京学堂。燕京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单位,将面向国内外青年学生开设一年制“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但是,这一计划很快在校内外引起种种争议,经由《东方早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遂成为中国学界、教育界的重要公共事件。在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学者们认为,北京大学的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因此,对于燕京学堂事件,学者们不仅仅关注选址、中国学学科设置等细节争论,更重要是反思当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寻求消除它的办法。有学者就提出,燕京学堂事件是“导师负责制的沦落”的体现。而导师负责制则是高等教育以“教师为本”的具体落实。“教师为本”就是要使教师在学生教育上全面具有话语权甚至抉择权。如果这个大问题不首先解决好,任何关于教育成败得失的谈论都没有意义。

　　临近年末,《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已获批准并开始全面实施。作为全国首批综合教育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北大希望通过改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北大出台的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中,备受关注的是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倡导“师生治学。这也许可以视为落实“教师为本”的又一次改革尝试。其实,早前在北大颁布的大学章程中,也提到要把学术委员会建成为最高学术机构,如果能实现,就能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而在学者们看来,要真正实现教师的主体作用,就必须推进最根本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突破现有的行政治校框架,实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这一点对我国的整个高等教育改革至关重要。

　　10、《21世纪资本论》引发热议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一经出版,便登上了西方畅销书排行的榜首,引发世界各国的热议和争论。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书高度赞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十年最重要的一本书”;而同时,美国保守派则大惊失色,拼命反驳和批判。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怒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指出,这本书大受欢迎之处在于,它指出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同时呼吁向全球富人收税,以此作为改善现状的方案。

　　同样,这本书在中国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反响。中国理论界对该书所提出的如何治理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进行了系列解读评论,普遍认为该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有学者对该书的某些观点与论证逻辑的局限性给予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作者的眼光仅限于二十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只有同时考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认为,皮凯蒂是要用他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来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张把分配问题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但从总体来看,因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没有改变,所以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