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文

　　那一年，确凿地说，是1974年新中国成立25周年的前夕，骑自行车的乡下邮差，把一封来自福州的厚厚挂号信递给我签字。我看到信封下边署的是“福建省文化组”的红色字体，以为有什么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哪知拆开后一看，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一看，不由“啊”地一声叫了起来。

　　那天正是傍晚，闻声从里屋出来的弟弟，见我呆立在院门口，连忙过来拉着我的手问：“哥，你怎么啦？”我一边握着弟弟的手，一边举着通知书，大声喊道：“省里的《福建文学》复刊了，调我去福州当实习编辑，我有工作啦……”

　　这封信的的确确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它突然砸到我的手里，让猝不及防的我无比惊喜。当时的我完全没有缓过神来，怎么会碰到这等好事呢？……于是，脑海里飞旋起各种猜测，最终想到：接到这个“馅饼”，大约是我在1965年底去北京出席过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算是小有“名气”；或是因为我被誉为当时全省的“农民诗人”之一？或许，这也是我当时坚持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创作换来的收获吧。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到福州报到后才知道的。我参加的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就是学习毛主席提出的“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批示。毛主席这一批示无疑给当时的文艺界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全国许多刊物的复刊工作都提上了日程，而我则成了一个被调进本省刊物工作的幸运儿。

　　不夸张地说，当晚全家人都高兴得忘了吃饭，父亲狠狠地抽了几泡水烟筒，就去村人乘凉的地方传播“喜讯”了，母亲点了几炷香，喃喃地在屋内小神翕前念了一遍又一遍。我呢，则和弟弟把摊在桌面的公文、表格仔细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名字呀，鲜红的印章盖在落款上。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弟弟笑着问我：“你还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吧？”我说：“有点。”于是咬了一下手指，疼！笑得弟弟差点滑下椅子。

　　次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掏光所有的积蓄，去供销社买了两条香烟，便赶紧去办户粮迁移等手续。三天后，一系列的填表、盖章手续，从生产队、大队、派出所、公社到县粮食管理部门，全都办齐了。我这才到邮局给在外地做工的哥哥姐姐挂了长途电话，报告了喜讯，也头一次从他们口里得知：这个程序叫“农转非”。

　　那几天正是国庆前夕，也是农闲时节，闻讯赶来的亲戚朋友不少。最有意思的是，村里的算命老先生也来了，他指着我对众人说：“前年我就说了，这小子肯定是一颗文曲星，要不怎么在中央和省里都登过文章哩？”母亲满脸喜气，连忙道谢：“哎哟，多亏你吉言哩。”父亲呢，则端坐在家里高凳上，一边叭叭抽着水烟筒，一边笑嘿嘿地对算命先生说：“我看啊，这是托共产党的福呢！”随之他向大家招呼：“坐呀，坐呀，怎么都客气了？”说罢，他放下烟筒，站起来当众宣布：“我已向亲戚借了一头猪杀了，明天正好是国庆节，就请大家过来喝酒吧！”要知道，父亲平素虽然倔犟，却是个本分且勤俭出名的人，单薄的家境从不允许他做事大手大脚。这一回，为了自己儿子的体面，他觉得拼了老底也不能让别人笑话。

　　次日一早，母亲在门前挂出一对红灯笼，我则找出一条洗净的被单横在门楣上，上面贴着红纸，我用毛笔写了“庆祝国庆”四个字，很是喜庆。当晚，家宴办了五桌，全村每一户都有一人应邀参加。而小院角落的一桌，坐的全是我的一帮“狐朋狗党”。大家见了我，都兴奋地轮番向我敬酒、祝福，“无论如何都要在福州站住脚跟，做一番出息的事来”。大队文书则拍着我的肩膀叮嘱道:“弄笔杆，更得多一个心眼，做不成，你就回来，有我们在哩！”我一一听着，心里一阵滚烫。于是我站了起来，挺胸举杯，声音有点发颤地说:“我是和大家一起捉迷藏、拾稻穗、摸田螺、放牛羊长大的，今后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念着大家的情义!”

　　三巡过后，大家的脸慢慢地红了，生命开始燃烧。阿山用碗做道具表演魔术，阿芳和阿龄唱山歌，阿水吹口琴，我认真地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庆祝国庆的短诗……大家一边吃，一边闹，直到半夜过了，这才恋恋散去。

　　一晃，这是45年前国庆节的事了。

　　【征集令】

　　“礼赞新中国·幸福新福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征集优秀的文学作品，讲述你所见、所闻、所感的福州70年。

　　来稿请发至邮箱fzrbmjc@163.com，并在“邮件主题”来处注明“征文+文学形式+文章题目”。来稿要求原创，未公开发表过，散文3000字以内，诗歌50行以内，报告文学8000字以内。截稿日期：2019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