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兰德尔成为湖南袁氏杂交水稻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袁氏国际”)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农民。起初,他还对杂交水稻这项技术有些抵触,认为农作就是“靠天吃饭”,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靠。通过袁氏国际的培训、聆听知识讲座后,兰德尔开始尝试种植杂交水稻。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年过去后,他种植的1公顷杂交水稻收获稻谷7吨多,产量是当地常规稻的3倍。尝到甜头的他立刻成了杂交水稻的忠实“粉丝”。到2014年底,种植面积已超过20公顷。现在,他帮带着村里20余户农民种植杂交水稻,面积已扩大到200多公顷。“杂交水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村民们兴奋地说。

　　截至2014年底,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推广面积累计超过9000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为6吨,累计为该国贡献约125万美元的财政收入。杂交水稻被当地赋予了“绿色希望种子”的称号。

　　仁爱创新

　　中国精神让杂交水稻在世界走得更久

　　“开车走在尘土飞扬的泥土路上,吸入鼻腔的都是灰尘,没有路了就坐牛车。到偏僻农村进行宣传和推广时,我们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只能喝溪水找点野果吃。在野外吃饭,下手要快,不然只能跟苍蝇抢食了……”袁氏国际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团队助理李艳萍在向本报记者讲述往事时,几度哽咽。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把杂交水稻技术普及给当地民众的意志。2014年,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向袁氏国际提出采购100吨杂交水稻种子的计划。

　　惟愿苍生俱饱暖。如今中国杂交水稻已被推广到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增产的粮食每年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稻种能够远播世界,靠的不单是以天下为公的仁爱精神,更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最早启动了超级稻研究,提出在15年之内把水稻产量提高50%,也就是要从每公顷6—8吨提高到每公顷9—12吨。随后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始研究超级稻,目标是到2000年把水稻产量提高20%到25%,也就是从每公顷10吨提高到每公顷12—12.5吨。但是由于指标高、难度大、技术路线也很艰苦,上述目标都没有如期实现。

　　而中国起步晚却走得快,到2014年中国研究的超级杂交稻登上了亩产超过1000公斤的高峰,并且要挑战国际上一些水稻专家认为的理论上水稻产量的极限,即每公顷15.9吨,使产量达到每公顷16吨。“中国杂交水稻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拥有科研、生产和推广的绝对优势。中国杂交水稻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技术飞越,最主要的原因和关键是领军人物袁隆平先生。”国际水稻研究所杂交水稻育种科学家谢放鸣说,袁隆平和他带领的团队,包括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专家身上体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命题。

　　重视本土

　　本地化运营打开广阔市场

　　要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需要开发好品种,同时拓展渠道,让好种子走出国门。

　　谢放鸣说,目前中国政府正逐步打开国门,促进中国杂交水稻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同时许多国家也开始积极推广杂交水稻。例如,印尼今年将杂交水稻列为其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粮发展的六大政策之一。相信中国杂交水稻会借势而为,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世界水稻种植第三大国,与中国相比,土壤、温光、病虫害等栽培环境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对杂交水稻本地化科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隆平高科印尼公司充分利用来自中国的援助设备,从零做起,为当地农技部门建起了杂交水稻种子实验室。通过潜心钻研,悉心筛选优良品种,为杂交水稻本地化高产栽培总结出了一系列符合印尼旱季、雨季条件的方案。

　　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副省长阿古斯阿里分表示:“去年使用隆平高科LOPP11种子后全省的商品谷增产幅度同比达到13%,非常振奋人心,感谢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中国杂交水稻的牌子逐渐走入印尼农民的心田。

　　“杂交水稻在海外的生产、推广体制都和国内很不一样,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去必须实现本地化。”谢放鸣说,每个国家土壤条件、种植水平都存在差异,当地消费者对大米口感的偏爱也不尽相同,未经本地化的稻种必定“水土不服”。谢放鸣建议,中国做杂交水稻推广要以培训本地人才为重点,结合国内外科研、种植人员,加速稻种开发、生产本地化。

　　如今,越来越多像隆平高科、袁氏国际等种业公司在海外进行研究推广。他们把杂交水稻的魅力展现给了外国政府、农民和科研人员。通过中国研究推广人员的努力,越来越多人看到了杂交水稻的增产表现和技术突破、相信杂交水稻能在本地种植成功。

　　马达加斯加农业司技术创新扶持处的拉拉·艾里祖一直跟随着袁氏国际团队进行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他感叹说,“我喜欢中国人务实的工作作风。杂交水稻让我们看到了增产增收的希望。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我们正走在一条希望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