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它对中国海洋军事观的发展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学术界在研究福建船政时从这个角度探讨分析的不多，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海洋军事观是人们在海洋军事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海洋军事地位、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海上军事力量的运用的观念，是海洋军事活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海洋军事观是海洋军事文化的主要内容。

　　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抵御西方列强来自海洋方向的侵略，维护和争取民族的生存独立，因此，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的产生发展同抗御西方国家的海上侵略有着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很强的反侵略性和防御性。

　　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的变革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建立新式船炮水军抗御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变革发展的开始，那么，1866年福建船政的建立及其实践，则表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的变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福建船政的创建，表明海防的重要性在中国国防观念中开始凸现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横亘东南凡万余里。但是，千百年来中国近海无强国。明代的倭寇侵扰，不足构成对中国的根本威胁；远洋诸国，在轮船未兴建之前，也不可能挥师进犯。因此，中国“自古以海洋为大防”，视海洋为国防安全的屏障，而将西北塞防作为中国国防的重心。鸦片战争后，海警纷至沓来，中国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国防第一线，海洋方向的防卫成为关乎国防安全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中国传统的海洋军事观受到严重挑战。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去审视海洋防卫问题，面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强敌苦思焦虑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开始认识到世界已进入一个“海国”竞争的时代，西方海上强国的侵略扩张将成为中国的“切肤之灾”，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建立新式船炮水军，加强海防建设以抗御西方列强海上入侵的主张，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变革发展的起点，对后世发生了深刻影响。

　　但是，林则徐、魏源等对中国海上防卫问题的忧虑和思考，仅仅是当时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呼声，并未成为清朝当局上下一致的认识，更未成为清朝政府的国防政策和加强海防海军建设的实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当局对海防重要性的认识开始加深。标志着清政府国防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真正将海防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付诸实践的是1866年福建船政的创建。福建船政创建表明，对海上防卫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已由鸦片战争时少数有识之士的呼声，成为清朝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加强海防建设的主张，已由鸦片战争时少数先进分子的议论，成为清政府的国防政策，并开始付诸实践。这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

　　福建船政的建立表明，海防在中国国防中的地位开始凸现。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国防观念中，海防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继续实行“治内洋，安外略”的方针，军事上重内轻外，重陆轻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由于海防危机加深和“内忧”缓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福建船政的建立，则是清政府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开始变化的起点和标志，它对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后清政府确立海防并重的国防方针产生了促进作用。

　　福建船政的建立是清朝当局对中国海防形势的严峻性和海防近代化的必要性有了比较深刻认识的产物。左宗棠奏请设立福建船政时对当时中国海上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弛飚举，无足当之。”(1)又说：“自通商以来，各海口大小码头，番舶鳞比，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众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2)为改变这样的形势，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3)强调“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4)。左宗棠的认识和主张，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认识，并很快被清政府所接受。清政府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在“闽省择地设厂，购置机器，雇募洋匠，试造火轮船品，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应“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5)，改变中国海防现状，抗御西方国家的海上入侵。福建船政的创建表明，中国朝野上下对海防重要性的认识已趋于一致。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建立新式船炮水军思想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海防意识觉醒的起点，那么，福建船政的建立，不仅重新唤起了被湮没二十年之久的中国海防意识，而且将近代中国海防意识的觉醒推进到一个新的、更普遍的高度，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防观念的变化，为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后清朝当局确立海防并重的国防方针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重陆轻海的国防观的开始改变，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福建船政的创立，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开端

　　确立建设新式海军取代旧式水师的理念，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发展进步的又一个重要体现。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均以旧式水师抗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旧式水师船炮陈旧落后、兵员素质低下，训练废弛，难以抗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魏源虽然提出了建立新式船炮水军的主张，但却未能得以实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旧式水师仍然是中国海上防卫的唯一军事力量，清政府并未形成建立新式海军取代旧式水师的理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萌生了建立新式水师的思想。阿斯本舰队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阿斯本舰队流产后，清政府不得不陆续探求建设新式水师的途径。福建船政的建立表明清朝当局已另行开辟了新式水师建设的途径，将建设新式水师取代旧式水师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清朝当局在海军建设理念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福建船政建立的根本目的在加强海防。“闽之设船政也，原为天下海防之计”(6)。左宗棠认为，抗御西方列强的入侵，“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7)他提出的建立船政以“整理水师”的主张，实际上是建立新式轮船水师以取代旧式水师的主张。沈葆桢提出“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8)，“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9)的思想，也是将建立船政、制造新式兵轮作为加强中国海防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也是建立新式水师取代旧式水师思想的体现，在此思想指导下，福建船政创建之初即提出“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10)。认为“轮船既造，必有得力水师方无 寇之虑，则沿海水师尤宜实力训练，此又不可不预为筹及者”(11)，计划自船政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之内成船16号，建成一支新式轮船水师。1870年福建船政第三艘兵轮下水后，清政府即根据沈葆桢等人奏请，批准成立了福建轮船水师，以李成谋为统领。至1875年，福建轮船水师已有新式兵轮15艘。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同旧式水师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式水师，是中国建设新式海军的开端。

　　后来，福建船政的主持者又多次提出：“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为第一利器。”(12)认为“海上争衡，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木轮船足以辅铁甲船，仍不足以御铁甲船”，强调“铁甲船终不能不办也”(13)。将铁甲兵轮和后膛巨炮的制造视为“国家武备第一要义”(14)，认为“整理海军必须造办铁甲”，这是“时势所趋”(15)。大大深化了建设新式海军取代旧式水师的思想，是中国海军建设思想的一大进步。表明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念同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显著发展。

　　由福建船政建立开始，清朝当局逐步确立了建立近代海军取代旧式水师的理念，至1874年第一次海防筹议时正式提出了“另立海军”的主张。这在中国水师建设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示了中国旧式水师时代的结束和建设新式海军的开端，是中国水师走向近代化的起点。

　　三、福建船政的实践，表明中国在实现海军近代化的途径上形成了新的理念

福建船政建立后，在推进中国海军建设，谋求中国海军近代化过程中，积极探求中国海军建设发展的正确途径，树立了若干实现中国海军近代化的新理念。这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发展进步的又一个重要体现。

　　福建船政在中国海军建设问题上提出和树立的新理念主要有这样一些：

　　第一，学习和依靠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实现海军近代化的基本推动力。

　　福建船政的创建和发展，均坚持以师夷长技为指导思想。一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达到“凡洋人所长皆华人之长”，通过学习西方长技使中国造船和海军建设获得“永久之利”(16)。认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 (17)，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 (18)，“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 (19)。他们提出的船政建设思想很明确：“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与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皆能展转授受，习传无穷耳。” (20)表明了福建船政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

　　福建船政从创建开始，就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两项措施，学习西方长技，推动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请进来就是聘请西方技术人员来华传授技术，教授科学文化知识；走出去就是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制造和驾驶技术。这两项措施是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创了在军事领域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新途径，确立了依靠先进科学技术推进中国海军近代化的新理念。这种新理念，在当时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清末中国海军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革新人才培养方式，作为海军实现近代化的基本条件。

　　福建船政在推进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创建新式海军学堂，培养造就新式海军人才。这是福建船政一个显著的优点和特点，是福建船政在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过程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理念。

　　福建船政的创建者认为，旧式武科举制度难以造就新式海军人才，新式海军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必须另寻途径。从而在福建船政局创建之时即创办福建船政学堂，认为“船政根本在学堂” (21)，必须通过新式海军学堂“学成制造、驾驶之人才，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 (22)。若非由学堂造就管驾人才， 练天文算学，则一出大洋便茫无津涯，岂能与西人并驾齐驱，决胜海上？福建船政不仅创造了船政前后学堂培养制造驾驶人才，而且重视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创办了艺圃和绘事院。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窍要，故特开画馆两处，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 久久贯通，不至逐末遗本” (23)，并提出“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 (24)，表现了对培养人才的重视。福建船政通过创建新式学堂以及选拔学堂优秀员生到国外留学深造的方式培养造就海军人才，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军事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第三，依靠自身力量，把自力更生作为实现海军近代化的基本保证。

　　福建船政在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又一个具有显著特点和优点的理念是强调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中国的军事自强。以福建船政为基础建立发展起来的福建海军，其舰船来源主要是福建船政自造，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这同北洋海军是大不相同的。

　　左宗棠、沈葆桢多次提出：“海防以船炮为先，船炮以自制为便。” (25)“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 (26)既重视学习西方长技，又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是福建船政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福建船政的基本实践，其作用不可低估。

　　四、福建船政在中国海军运用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福建船政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福建海军后，船政的主持者们对如何运用新式轮船水师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萌生了若干具有新意的思想。这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近代海军建立后，在海军运用问题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单纯口岸防御思想，认为中国海军力量弱小，难以“驰逐大洋”，“若角逐于海洋之中，实未敢言有把握” (27)，主张海军“不争大洋冲突，无事时则巡缉洋面，有事时则防堵海口” (28)，不必与敌争战于海中，强调海军“以守口为急”，“在各海口之设险自守” (29)。这实际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思想。

　　福建船政的主持者们对当时世界海军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提出的建造铁甲舰的主张，既反映了他们跟踪世界海军发展潮流的愿望，也体现了他们企图建造铁甲舰与西方侵略者在海上争战的思想。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福建船政已能造铁甲舰。于是提出了增加巡洋舰船，与敌在海上交锋，消除“外衅”于海上的海军作战思想。何如璋的主张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他指出：如今“强邻四逼，事变日深，欲固沿海之防，必先壮海军之势，欲壮海军之势，必先增进巡海之船”。认为“兵舰交乎海上，则外衅潜消” (30)。这种运用海军与敌交锋海上以消除“外衅”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海防战略思想，已经萌生了制海权意识。

　　其次，福建船政的主持者们还提出了运用海军进行威慑的思想。黎兆棠提出：“船政与海防相表里，既得铁甲，又必须佐以快船，始堪训练成军，宣威海上。” (31)已经初步体现了这一思想。而裴荫森则更明确提出：“海上争衡，全资铁舰。该船工坚料实，万一海疆有事，不特在深水洋面纵横汤决可声威，即使港议浅狭，进退艰难，斯船吃水不深，其攻守尤资得力。倘能宽筹经费，多制数艘，分布各省，互相联络，洵足内固沿海之边防，外杜强邻之窥伺。” (32)达到“可固各口之藩篱，亦可隐慑强邻之心志”的目的。这更明确提出了海军威慑思想。

　　福建船政在海军运用问题上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主张，体现了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的进步和深化，对近代中国海洋军事观的变革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1)(2)(3)(4)(5)(8)(15)(20)(32)《洋务运动》五，第5、19、6、19、10、216、311、28、380页。

　　(6)(7)(9)(10)(11)(12)(13)(14)(16)(17)(18)(19)(21)(22)(23)(24)(25)(26)(27)(29)《洋务运动》一，第321、18、327、6、28、111、77、309、108、308、119、24、51、25、67、25、307、24、61、144页。

　　(28)《洋务运动》二，第467页。

　　(30)(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275、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