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制造研究社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之一。其社员是一些船厂、工厂和海军机构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科技界的专家、学者。该社还公开出版和发行《制造》（季刊）。研究社和《制造》（季刊）对于中国早期的舰艇、飞机制造及其他工业和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极大。研究社关于科技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一、海军制造研究社的主要发起者

　　海军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是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的。其主要发起者是陈兆锵、巴玉藻和沈来秋（即沈觐宜）等人。陈兆锵（1862~1953）是著名的爱国海军耆宿，福建福州螺洲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二届管轮班毕业，留学英国。在清朝历任北洋海军机管、管轮、总管轮、海军舰政局局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任旗舰“定远”号总管轮，随舰英勇参战，战功卓著。陈兆锵在辛亥革命后，以轮机少将军衔任江南造船所所长。由于他领导有方，江南造船所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造舰船89艘，成绩非常突出，位居全国各厂之冠。故陈兆锵升为轮机中将并于1915年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他任局长11年之久。尽管当时北洋政府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经费奇缺，他上任后，艰苦奋斗，为船政局走出困境和开创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在他领导下，重整船政局，恢复造船业务并整顿了海军、制造两校。1918年在他领导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福州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和中国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海军飞潜学校。福州船政局在经费奇缺的条件下，还于1917年和1918年建造了“海鸿”、“海鹄”两艘炮艇和其他船只。

　　陈兆锵极其重视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他很早就想学外国的经验成立研究机构或团体。1918年，海军部学司长李毓臣到福州船政局视察工作时，陈兆锵就与其“曾商同摘取英美之成规，提议建设斯社，以求深造”。（1） 但是，当时船政局的高级技术人才太少未能成为事实。1923年，海军制造、飞潜两校学生毕业，派在各厂实习。他们在次年9月间自行组织“马江海军制飞两校毕业生同学会”。他们的宗旨是“一面联络感情，一面试用团体工作的方法研究制造学术”。却因为海军经费困难，而且对制造事业的发展没有计划，这个同学会要想从事研究也就不可能实现了。1926年3月，这批毕业生把同学会改为“马江海军制飞两校毕业生研究社”。名字虽然改了，但范围太小，没有什么作为，也就停顿了。（2）

　　1918年前后，沈来秋、巴玉藻、王助、曾贻经先后应聘或派到福州船政局工作。陈兆锵在他们到来后，就和他们商量成立研究社的问题并取得了共识。后来，巴玉藻和沈来秋两人就成为发起和具体筹组制造研究社的核心人物了。

　　巴玉藻（1892—1929）字蕴华、问华，是中国飞机制造的先驱者，蒙古族，江苏镇江人。他的先世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封于热河之克什克腾旗，当时裂土为疆，即以为氏。满人入关，其祖上随军驻防镇江，后改汉姓，择族中闻人名字有与百家姓相符者，遂以巴为姓。（3） 1905年，13岁的巴玉藻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班，1909年又因品学兼优派往英国留学。1915年转赴美国，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并于1916年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他毕业后担任美国寇提斯飞机公司设计工程师，继而又任通用飞机公司总工程师。（4） 1918年，巴玉藻回国后，任船政局飞机工程处主任。在陈兆锵的领导和支持下，巴玉藻和副主任王助、曾贻经等筹建了飞机工程处并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批水上飞机。当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后，他们得到了很高的奖赏，“民国十年一月，大总统（徐世昌）以福州船政局试制水上飞机告成，局长陈兆锵督率有方，特授勋五位，其制造出力之主任巴玉藻等分别晋授官资”。（5）

　　沈来秋（1895—1969）名觐宜，来秋是他的字，是有名的机械制造和经济学专家。他于191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电工专业毕业后不久，即到福州船政局任造船少监、工程师、海军制造学校教员等职并参加了“海鸿”、“海鹄”号炮舰的制造。1920年，沈来秋考取公费留学德国。他就读于德累斯顿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一年半后取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为了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转学到西方研究经济的中心、闻名于世界的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学习并兼攻机械制造专业。他于192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刻苦学习造就了他既是机械制造专家又是经济学专家的双料人才。1924年回国后他任福州船政局制机主任。

　　二、海军制造研究社成立的主客观条件

　　海军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5月1日成立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主客观的条件的。在1927年以前，船政局的大多数科技人员并无建立研究社的要求，而且少数主张成立研究社的人还没有形成核心力量。例如：沈来秋与巴玉藻虽然在1918年成为同事，但接触与了解并不多，沈来秋仅仅知道巴玉藻是制造飞机的工程师，而巴玉藻对沈来秋大约只知道他是局长陈兆锵的女婿和福建船政创办人沈葆桢的曾孙。1924年，沈来秋留学归国后，他们的交情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两人都有留学生的经历，而且有共同的话题，他们常在往返市区和马尾的船上,促膝谈心。谈话涉及旧文学、新文学、白话文以及胡适、陈西莹、鲁迅等人及其作品。沈来秋在后来写的《追怀亡友巴问华》一文中，提到促使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深入沟通与了解的则是“一位朋友谢君”。他说：这位谢君“作为我们的媒介，于是我们方成为无话不谈，渐渐成为极亲密的朋友了”。（6） 关于这位谢君的情况，笔者曾查阅了沈来秋的笔记，笔记是这样记录的：“1924年国民党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接着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打倒吴佩孚。在福建方面，北伐军的东路军赶走了残余军阀，在福州成立了革命新政权，凡此一切新事物都使我感到振奋，寄予莫大的希望。就在此时，在福州遇到了留德的同学谢树英（谢济生，陕西人），他是邓演达的战友，（7） 在新成立的福建省党部附属的党校工作。通过他的口述，我初步才了解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既联合又斗争和矛盾尖锐的大略情况。果然不久，有一天清早，谢济生衣服不整，神色仓皇只身来到马尾，说明他昨夜在党校里突然遇到袭击，幸而跳窗逃出来的情况……。他躲避在马尾，由春到秋大约三个月期间，我和几位朋友，深得到他的启发觉得长久呆在海军所属的工程机构将成为政治文盲，实在太无意义了。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于是我和当时在马尾飞机工程处巴玉藻、王助两位工程师和其他几位青年同志发起组织制造研究社，发行《制造》季刊，对于当时旧海军一贯的保守的思想，表示反抗”。另外笔者还保存有谢济生、陈天予（女）与沈来秋、巴玉藻、王助、曾贻经、何君超、陈秀湄（陈兆锵将军次女）、陈淑婉（曾贻经夫人）、萨春花（据说又名萨闺琛，王助夫人）等人在马尾合影的照片两张，沈来秋用毛笔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欢迎陈天予、谢济生于马尾联欢社”，在另一张照片背面写：“民十六，谢济生在马尾储材馆，中坐者陈天予女士”。以后又用钢笔写：“秀湄、玉藻已成古人。一九五0年四月志”。（笔者曾将其中一张翻拍后赠送给马尾造船厂宣传科），这两张照片也可以说明谢济生和沈、巴、王等人的关系。由此可见，沈来秋与巴玉藻两人都具有进步思想而且都拥护当时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通过谢济生的促进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更为一致，使他们携起手来发起组织研究社。这就是成立研究社的主观条件。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则是海军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成立的客观条件。在《本社成立略史》中明确指出：“这次所以成功的缘故，虽不止一端，但最大的总因，却是时局的影响”。“研究制造学术的团体，是个工作的团体，是个希望的寄托的集合，在一般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是不能勉强存在的，所以它的成功直等到今年国民革命的潮流引起了大家的希望的时候，才能实现起来。革命的风云同时给了海军一帖兴奋的良剂，把那没有目的的、飘摇的、沉闷的海军变成革命的海军，变成民众的武力。民众的武力是个极有意义的力量，是有血性的国民都愿意在它里面工作的。一般制造的人，因为要在这个力量里面，尽他一部分的民众工作，感觉到有组织这个制造研究社的必要。所以本社就在大家这热血沸腾、革命呼声高唱入云的里面，得了实现的机会，而有今日的成立”。（7）

　　三、海军制造研究社的发起成立经过

　　在巴玉藻、沈来秋等的联络下，有七十一人发起成立海军制造研究社。当时的船政局局长马德骥和工务长袁晋也参加了发起。但是，海军制造研究社的成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开始酝酿成立时就遭到船政局内部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风言风语颇多，有讽刺、有嘲笑，说什么“爱出风头，是沽名钓誉”，“爱多事”等等。除此之外还发生其他许多误会。巴玉藻、沈来秋等人顶住压力不为所动。陈兆锵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此时的陈兆锵早已不是船政局的局长，他于1925年又调回江南造船所任所长并于次年辞职赋闲在家。由于他在海军界的威望极高、影响极大，他出面做工作化解了矛盾和误会。因而在制造研究社发起人的名单上，不论是从声望还是从实际作用来看都理所当然地把他列在第一名。另外还有一名极有声望的支持者就是萨镇冰（后在成立大会上被公选为名誉社员）。

　　1927年4月10日，在马尾福州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办事室召开第一次筹备讨论会，有二十九个发起人参加。会议公推陈兆锵为临时主席，议定研究社名为“海军制造研究社”并推举王助、沈来秋等七人为章程起草委员。17日前他们将起草的章程（草案）分送给与会者。同月24日，第二次筹备讨论会在马尾海军联欢社来复轩召开。会议公举陈兆锵为临时主席，通过了章程（草案）并决定在5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为什么决定在这个日子开成立大会呢？这是因为“五一”是“国际劳动纪念节，纪念芝加哥工人的首先运动”，“将来年年这个纪念节，大家不忘记世界的伟大纪念日，就不会忘记本社今天成立的盛况”。这个决定充分说明了制造研究社的发起人的思想是很进步的。

　　1927年5月1日，海军制造研究社在马尾海军联欢社来复轩召开成立大会，有社员五十六人参加，还有来宾八人前来祝贺。

　　陈兆锵任主席主持会议，他首先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吾国制造不传，不自今日始，因其不讲故也”，留学生“学成归国，或弃而不用，或用非所长，盖痼习未除，昔则右文（？），今则变成军阀。事制造者，无所展其能，遂使心灰意冷，致制造一途愈形退化，不亦大可哀哉”。他对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归国的留学生没有机会和条件发挥自己才能十分忧虑。他认为，外国的制造专家“均有组织各专科会社，专为集思广益起见，群策群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势”。他很早就希望成立那样的研究社团，所以，对成立海军制造研究社表示“极端赞成也”。只有成立了制造研究社，才能促进中国的舰艇、飞机和其他工业的研究与发展，“凡事不进则退，倘能急起直追，终有发达之一日”。第二个发言的是巴玉藻。他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团体及设备对一国的存亡有着重要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竞争的工具“在现代是科学知识，是那上了科学轨道的制造的能力，所以，现在一国的强弱完全是看他的科学知识的高下”，“我们要想海军将来能够在世界上，在国内，立得足，除掉赶紧的走上科学的轨道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成立研究社就是“想尽我们一部分的力量，使海军的制造有一点科学的精神”，而且“能够在那科学轨道上的制造学问有所页献”。第三个发言的是沈来秋，他提出研究社进行科研的指导思想与方法，他认为关于海军制造上各种问题的研究应“破除一切界限”，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研究“相关的科学”，“不过其中有主要的，有附属的”，“现在以制造为目标，其余的就都隶属这个目标之下了”。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反对抄袭，反对脱离实际空谈学理，倡导用白话文写论文，摒弃八股文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王助、王超、曾贻经、陈钟新、杨福鼎等，最后发言的是名誉社员萨镇冰。⑨由上可见，陈兆锵、巴玉藻、沈来秋等人对于发展科技和开展科研工作的观点至今没有过时，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大会通过了《海军制造研究社章程》。《章程》规定研究社的名称为“海军制造研究社”，规定研究社的“宗旨”是“本团结精神，研究学术，力谋促进海军制造为宗旨”。还规定了社员资格、社务、组织、职务、社员的义务及权利、社费等等。大会用不计名投票方式选出十三名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其中陈兆锵、马德骥、曾贻经为特务委员，陈大咸、陈钟新为交际委员，沈来秋、巴玉藻为编辑委员。特务委员的任务是：“代表本社对外接洽重要事务。于必要时，得用本社名义，募集基金，或特别捐款”等等。陈兆锵不仅对制造研究社的成立与学术活动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经常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当时人称陈将军这位特务委员不是向别人劝募，而是捐献自己的钱。沈来秋、巴玉藻任编辑委员，负责安排社员宣读论文、整理开会讨论记录和编辑《制造》季刊等等。

　　四、海军制造研究社的学术活动

　　在研究社成立后，社员们进行科研与撰写论文以及从事对飞机、舰艇以及其他工业的调查、研究。研究社还定期召开常会（初时每月召开二次）。社员在会上宣读论文和开展讨论。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各种会议上，发表如何改进社务与活动的意见，开展修改原有的章程与办法的讨论。

　　海军制造研究社出版的《制造》季刊是向全国和海外发行，影响很大。现将在该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文章的目录及作者的姓名开列如下：《草拟研究本社应行之开会方法》、《飞机浮站之设计及构造》、《巴君蕴华略传》（王助）；《工业经济中两个重要向题》、《中国现代市政机关之组织及其政策》、《南港旅行记》（实际上是南港小工业的调查报告）、《追怀亡友巴问华》、《罗星塔的黑影》（沈觐宜，即沈来秋）；《中国碱业述略》、《我之中国实业观》、《河北省塘沽永利制碱工厂制造特殊情形》、《苏打工业发达历史及工作情况》（侯德榜）；《福建长乐莲柄港之溉田计划》（马德骥）；《暴烈物之沿革》、《1928年柏林国际飞行展览会之一瞥》、《1928年柏林国际摩托车及摩托轮展览会之一瞥》、《制造家之巴蕴华》（何逸，即何君超）；《飞机效能概论》、《一次夜航》（ Α night fight）、《巴蕴华先生最后之一封遗书》（巴玉藻）；《空中与地面间战斗的原理》（金轶伦）；《潜水艇》（郭霖）；《试炮与试药》（郑滋稚）；《燃料油及其用法》（袁晋）；《欧战中之军用毒气》、《中国桐油业之研究》（陈大咸）；《论航空制造为当今之急务》、《参观莲柄港溉田局后之回忆》、《忆巴师蕴华》（陈钟新）；《内燃机的发展》、《二十年交情的回忆》（曾贻经）；《无线电原理大要》（周恭良）；《开浚长乐莲柄港第一期工程概况》（杨廷玉）；《对于工厂管理的经验及意见》（王宾宏）；《纪念巴蕴华先生》（郑长衡）等等。研究社还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即审定科学应用名词。在二十世纪初，翻译的科学名词极不规范。为此研究社制定了《审定科学应用名词细则》，“细则”明确指出：“审定应用科学名词事项为本社社务之一”。研究社是按学科分组审定的，分成数学、物理、化学、机械、造船、电学、军械、飞机、建筑等九个组，各组由社员自由组合。组员按分工收集、更正、确定、编辑各科的名词，并经过充分论证和讨论，最后经过执行委员会通过汇集刊行。（10）

　　《制造》杂志是由沈来秋、巴玉藻负责编辑出版的，该刊第1卷第1期于1927年9月出版发行。他们没有请名人提写刊名而是由沈来秋自己书写。虽说是两人任编辑，但实际上沈来秋是主要负责人。因为在第一期出版发行后，巴玉藻就奉命赴欧洲考察，直到1929年才回国，而且不久便逝世了。

　　海军制造研究社自成立后，就主张走出船政局，走出马尾，向全国发展，吸收了江南造船所等各地船厂、工厂、海军机构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为社员。因而就使该社成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了。

　　五、海军制造研究社的影响

　　海军制造研究社是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全中国的学术团体仅有十八个，其中中外人士合办的五个，中国人办的十五个。（11） 由此可见，制造研究社是中国较早一批学术社团中的一个。

　　笔者认为研究社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员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舰艇、飞机制造和其他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研究社关于科技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第二，研究社通过《制造》季刊，以自身的组织状况向读者介绍了成立学术研究社团的组织章程、常会的程序、临时会的程序、年会的程序以及“会议法”以及其他规定。特别是沈来秋、巴玉藻、王助等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将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的进行程序与经验揉入研究社的章程和规定之中。这些对于促使更多的学术研究团体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经过研究社审查核定的应用科学名词有助于中国的科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第四，海军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打破当时旧海军的保守的、沉闷的、无所作为的局面，促进了舰艇、飞机制造的技术人员的团结，共同为海军走上革命的、科学的轨道上而努力奋斗。第五，制造研究社不仅吸收海军学校、飞潜学校的教员为社员，而且也吸收学生为社员，这就大大提高了两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同时也大大开阔了师生的眼界和增强了为国图强的责任心。第六，海军制造研究社的科研活动以及《制造》杂志的影响就使得福州船政局成为研究舰艇、飞机制造技术最先进的中心，使马尾成为学术研究最活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