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年—1850年）与魏源（1794年—1875年）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者，而且也是我国近代优良文化的代表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率先“开眼看世界”的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都随着时代潮流而前进，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在生活经历，抵抗外敌入侵，学习西方“长技”，筹备海防，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等方面均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经世之学对林则徐与魏源一生事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两人的经世思想，对认识经世思想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船政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共同的经世理念

　　经世之学，也叫经世致用之学，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等人针对理学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流弊而提出注重实际，一切务实，解决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和作风。林则徐、魏源都出生于乾隆末年，正是“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政治黑暗，赋税负担沉重，人民生活困苦，贪污公行，军备废弛，社会矛盾激化，到处出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来反抗，这种社会矛盾，民族危机，使得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嘉庆、道光间，社会崇尚空洞的学风，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诸多学子多埋头于注经考据，或是著书空言应付；另有士大夫们搞儒学章句集注，或是一心想为官，不肯读书，全力搞交游应酬。针对这种局面，颇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和头脑清醒的官员试图从古老的思想学术中寻找救世良方，于是一股经世思潮就应时而生，方兴未艾。经世思潮，表现在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发展和史地学的崛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或表现为经世实务主张的提出。乾隆时期就出现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祖师庄存与，他主张“研经求实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1）”，反对脱离实际。他的外孙刘逢禄发展了庄氏主张，使今文经学形成一个学派。刘逢禄着重研究《春秋公羊传》，承继公羊学家着眼现实，主张社会进化的思想，提倡社会变革，认为“天下无久而不弊之道，穷则必变，变必反其本”（2）。但刘逢禄阐述的经世变革思想还是初步的，继之而起的龚自珍、魏源更是借助于今文经学大抒经世之志。

　　魏源与龚自珍同出于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家刘逢禄的门第，龚自珍主张联系现实，提倡通经致用，为文多以政治观点而发，富有战斗性，堪称“开一代风气”的今文经学家。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强调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他极力提倡“更法”，“改图”，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时以奇才名天下者，一为龚自珍，一为魏源。魏源还跟过力主究心经世之术的汉学家胡承珙探究汉学、诗义；还曾向论事必行，学以修己的经世今文大师，人称镜堂先生的姚学塽请教宋学；他通过猛攻经史吸收经世的精髓，不断充实自己。更加上成为知己的一贯留心于经世之学，遇事激昂奋发的姚莹；还有博研群书，足迹半天下，生平尤笃风义，喜振拔孤寒的邓湘皋。魏源能从各色人物中兼收不同的思想养份，从而坚定了他的经世主张和治世的实践。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七年的求学中，在经世大师郑光策老师的教导下，立定志向，博览群书。郑光策平时“留心经世之学”（4），郑光策经常向学生强调“不已”的进取精神，并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5），梁章钜祖居长乐，清初迁至福州屏山山麓的赛月亭，和林则徐毗邻而居，他是“书香世业”的家族。郑光策是他的老师，又是梁的岳父，林则徐又是梁的同学，关系非常密切。梁章钜曾提到：“究达素心共，惟君情最深。”（6）他们在师业的渲染下具有共同的“经邦济世”的理想。林则徐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谈到林雨化（希五）的高尚品格。林希五与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真率会的主要成员，林希五任过宁德教谕。他为人梗直，因抨击当时福建按察使钱受椿贪污而惨遭迫害下狱，后受迫害被遣戍新疆。钱受椿还要强迫希五认罪，扬言只有认罪，即可“出狱”，遭到有骨气的希五坚决拒绝。他为此写了《辨惑》一文：“予以自为谋者，道义之守也。利害吾不敢知。吾所知者道义而已。”“盖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险，侥幸有宁死而不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7）他曾对学生强调“学先辨志”，并身体力行，辨志守道，坚守信念。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跟父亲参加同里每月一次的聚会。这里耆宿和名流群集，在坐的就有林则徐慕名已久的林希五先生，其言谈给二十一岁的林则徐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去见希五，不料希五竟将文集交林则徐阅读并请作序。林则徐“袖归卒读之，漏下三刻，反复若不能已”（8）。其中，林希五为人处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打下烙印。林则徐称：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9）。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儒家优良文化的传统和道德力量，在少年林则徐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

　　在鳌峰书院掌教的陈寿祺（1771年~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闽县人，进士出身。道光二年主鳌峰书院。他进一步发展了郑光策的经世办学的思想，提倡“儒者穷经将以致用”，指出：“平日探索典训，辨核是非，讨论古今，通知时务，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也。”陈寿祺教育学生读书，不但要读“四书五经”之书，而且“经解策问尤皆诸生所当究心。”他把明末顾炎武的《天下群国利病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历代名医奏议》都作为学生必读之书，并认为“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10）。寿祺主掌鳌峰时，林则徐已离开，但林则徐在14岁时就通过其父林宾日认识了比他大14岁的陈寿祺。日后，他们交往密切，共同探讨政见，抒发抱负，志同道合，成为忘年之交。陈寿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早年对林则徐起了启发的作用。林则徐在诗中曾提到“束髻读公文”，证明林则徐在少年时代曾读过陈寿祺的文章，并深受影响。当时鳌峰书院的山长陈寿祺曾写过《知耻谈》、《义利辨》、《论科举》等作为书院的范文，也作为诸生行为的准则。尤其《知耻谈》特别强调“重廉耻而敦礼让，廉耻重而后有气节，礼节敦而后有法度”（11）。《义利辨》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也”（12）。这种义利统一观，正是经世派的主张。陈寿祺反对专门利己，认为专门“利己必至害”（13）。他要求学生立世行事，做到富不能淫，威不能屈。后来林则徐从政的种种表现，利他的高尚思想，都可以看出以上前辈和同仁对他的良好的影响。

　　二、相通的“开眼看世界”思路

　　林则徐是近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也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倡翻译西书，实为开创近代西学之先河。他在鸦片战争中，除尽先了解广州情况外，并“日日刺探西事”，“时常探访夷情”。为了制定斗争策略，他通过广州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译出《各国律例》一书若干段，从中了解到自己的所坚持的夹带鸦片者“人即正法，货尽没官”的主张是符合国际律例的（14）。而且还组织编译了《四洲志》及《华事夷言》等书。从而掌握了抗英斗争的主动权。他在和外国人接触打交道中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为了集中打击一小撮顽固的侵略分子，保持同各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他在《会奏穿鼻，尖沙嘴屡次轰击夷船情形折》中明确地提出了“奉法者来，抗法者去”的方针。又如1839年8月，他偕同邓廷桢巡视沃门，以争取葡萄牙中立，防止沃门成为英国走私鸦片的基地。

　　以道光皇帝为首的当权派在外国侵略的压力下，把林则徐革职后，魏源成为继林则徐而起的开眼看世界的集大成者。林则徐与魏源的思路相通之处比比皆是。林则徐的“察访夷情”、“谙夷性”发展到魏源的“悉夷情”。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述了林则徐初到广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的情形，刻画了琦善的闭关心态，如琦善在广州自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15）魏源所撰的《海国图志》与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脉络相承。1841年林则徐从浙东效力到前往伊犁的途中经过京口（今江苏镇江），与魏源相逢。据魏源在《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中称：“万感茫茫日，相逢一语无。”并在注中写道：“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16）《四洲志》等书的编译是林则徐打开眺望世界的第一扇窗口，《海国图志》的编撰则为进一步了解世界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称：该书“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17）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批评了封建士人那种闭目塞听、不去也根本不愿去“悉夷情”的积习，认为“儒者著书，惟知九洲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以至于“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可通回部”。为此，他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18）

　　三、师夷制夷的海防战略思想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了解到对付阴险狡猾的洋人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也知道“禁烟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难”，但他仍然“不稍存畏葸之心”，而坚决守卫海防，反抗外来侵略。

　　他在抗击英国侵略者中，首先提出：“夷情叵测，宜周密计划，详情探报”。（19）就是要在详细探测的基础上，要有周密的抗敌计划，打有准备之战。其次，他提出在战略上要树立杀敌的信心。他认为“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益者必胜”（20）。再次，他提出具体的战术。如“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因夷炮惟在两旁，我师只要攻其头尾”。驶近夷船进行偷袭时，“我船俱须分左右翼，如雁翅斜向其船扑拢，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误掷。”“再兼察看潮势，风向则必得胜矣”“此惟在舵工配合得力，巧者胜后加赏”。在攻打夷船中，林则徐提出“炮火能及之处，即先开炮；至乌枪可及之处，使兼开枪；喷筒、火罐能及之处，则随使用之，多多益善。总须掷到夷船，不至误掷”。“兵勇过船遇夷人，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转误要事。砍夷人外，其船内之物，如舵车、绳篷全行砍断”。上面林则徐所指出的“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他还拟出奖励杀敌的办法，大大地鼓舞了英勇杀敌的将士。他看到清政府一贯重陆师而轻水师，因而提出指挥者要提高近代战争的知识、才能，士兵必须习于海战。因此他在广东抗夷中提出：“洋面的小船上应查明备用也，大小炮位应演验拔用也，火船水勇宜整理排用也”（21）。这“三用”的理论，就是林则徐练兵整顿水师精群的思想。他还是提出：“水道要口宜堵塞严防也。防备夷船攻破虎门，深入堂奥。”（22）

　　他曾向奕山指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面，非单薄之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陆续造成，总得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23）。这些林则徐的守卫海防的战略，战术思想全部已被魏源吸收进《海国图志•筹海总论》之中。林则徐认为：“船、炮、水军三不可缺一”（24）。“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25）”。他还提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精，技熟，胆壮，心齐而已”（26）。

　　魏源对鸦片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者“争战争和”，“忽战忽和”举棋不定，幼稚可笑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坚守为攻的战略。歌颂了抵抗派林则徐是难得的人才，他用“群飞海水怒闻雷”的强烈诗句，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投降派和侵略者的互相勾结的无比激怒。从林则徐的“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发展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对林则徐“制炮造船”等思想作了精湛的概括，认为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7）。尽管林则徐本人并没有如此的概括，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总结和继承。魏源不但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传承和发展了林则徐“以守为战”、“粤民可用”等思想，而且进一步就如何制炮造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指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8）。林则徐与魏源的经世思想不但成为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主流，而且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近代化思潮之先河。

　　四、师夷制夷与船政文化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文化随着时代的跳动而前进，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起了发端和启迪的作用。

　　社会文化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随着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演进，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身也随着不断地变革和创新。

　　在文化变革的理论上，林则徐敢于打破旧传统“重道轻艺”的格局，他以“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经世眼光，从探访夷情，开眼看世界，提出“师敌之长技而制敌”（29）的理论观念，魏源根据这个提法，后来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尤其“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句，经过魏源发挥，对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发展，颇有影响。实际上林则徐和魏源是要将中国古老传统的农业文化与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和工业文化结合，籍以改变中国古老传统的农业文化的结构。这种思想是先进的，爱国的。因此在当时就受到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尤其洋务派所共鸣。洋务派的首领之一左宗棠在甘肃重刻《海国图志序》中说：“该书为抵御外侮，自强之道的奇书”“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他在这里就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洋务及船政事业是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和实践。

　　洋务派早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则徐和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是他们能开眼看世界，接受“师夷长技而制夷”思想的前提。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阳人，他比林则徐小27岁，从小生于一个生活困难的耕读之家，父亲授徒长沙，“非脩脯无从得食”（30）。若逢灾年，家中甚至“屑糠为饼食之”（31）。左宗常18岁时结识了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并经常登门请教，又是长沙城南书院山长经世学家贺熙龄（贺长龄之弟）的学生。因而青年时代即奠定了济世匡时的志向。

　　林、左之间，在思想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对左宗棠经世思想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贺长龄兄弟和陶澍与林则徐都有很深的渊源，左宗棠正是通过他们的介绍，特别是通过陶澍与林则徐之间的往来书信、记载，对林则徐的思想与为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学态度由衷钦佩，称之为“天人”（32）。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倾诉了他对林则徐的敬仰之情，左氏自称生平“最敬服林文忠”（33），此言不谬也。反之，林则徐也很欣赏左宗棠。道光二十九年秋，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十一月，船经湘水、沅江至洞庭湖，林派专人至湘阴柳家冲约左宗棠一晤。是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两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林则徐虽初识左宗棠，但“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34）。 左宗棠在贯彻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而制夷”思想中认识十分深刻，他说：“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以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在制之”（35）。他又认识到防海的重要性，并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36）。

　　林、左之间心灵相通，相互欣赏，来源于他们志趣相投，思想合拍，特别是对经世之学的认同与信奉，更使两人迅速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

　　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而制夷”不仅企图从本国的历史经验中去找出路，而是要求人们越过国界，在当时世界大范围之内去寻找抵御外侮之方，这是划时代崇高的思想，因此能够得到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的完全接受，并把它当作洋务运动和船政文化的指导思想加以执行。

　　福建船政局的另一个创始人和船政文化思想直接执行人沈葆桢，他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他从小对林则徐也是相当崇敬的。林则徐的家教、为人、处事、作风，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沈葆桢父亲沈廷枫的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在读书人中受到推重，沈葆桢从在父母言行举止潜移默化下，为人刚直，作风正派。又是鼎鼎有名的爱国者和饱读诗书的今文学家林昌彜的教导下成长，后来沈葆桢在官场上，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锐气，这并不是偶然的。

　　沈葆桢作为一位船政大臣，他办事老诚练达，大力阔斧，具有林则徐的遗风。他与左宗棠两人一样，对国家和民族具有一定的责任感。他们意识到当时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遇到的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而他们主张贯彻林则徐、魏源相同的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因一点小事就会与洋人“兵端立开”。为了避免“临渴掘井”，所以他们“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37）。

　　沈葆桢从清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开工生产到光绪元年五月（1875年）离职止，前后八年中就造出轮船共计十六艘。平均每六个月就造出一艘轮船，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左宗棠、沈保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而制夷”的战略思想，并在切实实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如下船政文化的内容：

　　1、从发展近代军事企业下手，“夺洋人之所恃”。洋务派以制造火轮兵船为当时之“第一要务”，“先其所急”，专门设立造船厂——福建船政局，是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工业的先河。

　　2、师夷之长技既要“以防外侮”，又要“以利民用”，在办船政企业时，既考虑军用，又要考虑化此以利民用，还要掌握制器的原理方法，以促进军事企业与民用企业并行发展，以达到富国强兵为目的。

　　3、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贯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方针，为百年后，奠定始基，开拓进取。由于我国懂得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十分缺乏，不得不雇洋人指导，但采取“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38），“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39）的立场。

　　4、“船政根本在于学堂”（40）造就人才是船政局的主要任务。附设前、后学堂，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向国外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同时成为发展中国海军发源地之一。“希望数十年之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41）

　　由此可见洋务派左宗棠、沈保桢已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而制夷”的思想贯彻到造船，制器，培养人才等各方面，从而派生出以上一系列的优良的船政文化。

　　总之，正因为有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而制夷”战略思想方针的指导，才能派生出优良的船政文化；通过“船政文化”的具体内涵又体现了林则徐、魏源老一辈的“师夷长技而制夷”的战略思想方针。船政文化虽然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曾经被一些有识之士所继承和发扬，但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林则徐、魏源的“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方针，面对有侵略野心的外国势力，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