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爱国爱乡的慈善家

　　胡文虎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成了东南亚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位宅心仁慈、广济博施、热心公益事业的大慈善家。因此，这位爱国侨领深得人心，且有广泛的坚实群众基础，深受广大侨胞的拥戴。在扩充自身产业的同时，胡文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忠义信条和人生哲理，规定每年所得利润的25%（后来又增至60%），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费用，制订了在全国兴建 “千所小学”“百所医院”的宏伟规划。

　　胡氏致力于普及教育，除捐15万元资助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学院，厦门中学等四十余所大、中学校外，1934年又捐350万元，计划五年内兴建千所小学，并把专款汇存在上海、昆明、香港等中国银行。到抗战爆发时，全国已建小学300所，其中福建70所。胡氏对卫生事业亦十分重视，汇回1000万元，分存于中央、交通、农业四家银行，拟作兴建百座医院（大县一座10万元，小县一座5万元）。他大声疾呼“体育之功至为伟大”，捐款2.5万元在福州建体育场、在海南岛建游泳池；资助各类体育运动大会5万元；特拔60万元给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载誉而归，为华人扬眉吐气。

　　长期以来，胡文虎热心于赈灾济难事业，1927年夏季漳州水灾，1928年春季汉口火灾，1935年夏季长江水灾，1937年春季西藏大旱灾等，他先后捐赠50万元以及大批虎标良药给灾区急用。此外，胡氏于1935年捐资20多万元，在福州、厦门、泉州、永春各建一所新式监狱，还设立技艺部，使犯人在监狱禁期间能学一技之长，出狱后能自谋职业，不致重入歧途。

　　为了表彰胡文虎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功绩，国民政府先后颁给“益在民生” “仁心义举”“泽流狱岸”等匾额及金质奖章；英皇乔治六世特赐大帝国文官勋爵（O 、B、E），称赞胡文虎为“大慈善家”。

　　胡文虎还以极大的努力扶助世界客属事业的发展。他在新加坡首创南洋客属总会，在香港创办崇正总会，成为全球当然的客属领袖。他还拨出巨资供历史学家罗香林研究撰写《客家源流考》等巨著，再现了家客先民五次大迁徙的悲壮史实，感动了世界，推动了全球“客家热”不断升温，经久不衰，一直延至今日五洲四海，凡有阳光、有海水的地方，都在致力于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在报道中证实，胡文虎“抗日战争中，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他在抗战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1931年“9.18”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胡文虎立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并首捐二万元和大量药品。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胡氏致电声援，汇捐三万元和大量药品；同时又捐一万元作为香港红十字会赴沪救护队费用。何香凝组织救护队北上服务，胡氏汇捐一万元，赠虎标良药10万包。1933年，胡氏再赠虎标药品30 万箱，由军事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转送前方。1936年秋，胡氏又赠虎标药品4万件，交阎锡山分赠前方将士。1937年“7.7”事变到“8.13”全面抗战爆发，胡氏捐献大批纱布、药棉和药品，由宋庆龄转交何香凝抗日救护队，同时资助香港红十字救护队500多学员毕业回国服务。

　　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抗日救国公债

　　抗日战争期间，胡氏以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总会常委和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投入抗日捐募活动，至1938年共认购公债1300万元，义捐款2000万元，合计3300万元，其中胡文虎一人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国币，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成为抗战中个人捐款最多的华侨。他致电国民政府所属机构表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1939年，胡氏购买10万元名誉券，捐募义款，以表爱国热情。令人注目的是，1941年春，胡文虎赴重庆参加参政会开幕式期间，捐献200万元战伤救济款，认购公债50万元，捐赠救护车4辆，纱布数万筒，药棉9000磅，绒布8万大捆，金鸡纳霜5万大桶，虎标良药上百万包，作为前线救伤用。在抗日战争期间，胡氏仍继续积极从事赈灾济难事业。1938年厦门沦陷，福建严重缺粮，胡氏立即集资组织公司在海外购大米10 万多包，运往漳州、泉州，平价上市；同年冬捐款1万元，作为香港救济难民委员会费。1941年香港沦陷后，胡氏捐款救济粉岭儿童救济院，收容孤儿数千人。

　　1941年2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盛赞胡文虎的爱国热情， “胡氏宅心仁慈，广济博施，十几年前即决定提存永安堂赢利四分之一为慈善公益专款，后逐年增至十分之六，盖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二十年来慷慨输财，或办公益，或作善举，或助建设，或资抗战达千余万元之巨，抗战以后，胡氏付资于义捐及公债者达数百万元。又胡氏对文化事业亦甚致力，所办星系报八大报，盛誉中南……”

　　胡文虎的星系报业决不是世人所说的纯为万金油做广告，而是带有明确的宣传抗日救国目的的。在1938年《星岛日报》创刊号上胡氏提出其办报宗旨是：“一、帮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变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1940年接办《总汇报》时，胡氏曾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坚民众之信念。”胡氏还提出新闻事业的原则：“报道必须翔实灵通，促进中外国际友好睦谊，倡导地方各民族融和合作。”沟通中南消息，促进侨胞与祖国感情。在抗日时期，他不遗余力连续创办了十几家报纸，对促进华侨团结，振奋民族信念，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据香港《文汇报》顾问，原《星华日报》总编张问强先生回忆说：“1931 年《星华日报》开办以来就主张抗日。此报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进行激烈斗争，被誉为“华南最优秀的报纸”。其中有进步编辑张壮飞、黄绿萍、林仙娇、江练潮、张问强等人，进步作家李菊生、吴南星、饶新凤、蒲义、杜埃、王亚夫、杜桐等人。以后厦门办了《星光日报》，福州办了《星闽日报》，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不少著名的文化人士，都曾经在星系报工作过，如郁达夫、金仲华、胡守愚，分别在《星州日报》、《星岛日报》、《星中日报》担任过主笔，发表进步言论，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华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8月创办《星岛日报》，金仲华为总编，邵宗汉为主笔。该报以其鲜明的爱国倾向在海内外被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号角”。

　　“9.18”事变后，广大侨胞受着星系报的抗日救国舆论鼓舞，群情激昂，踊跃捐款支援抗日，单《星州日报》当时就代收代汇各种汇款100多万元。足见星系报在侨胞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此外，星系报还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爱国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报馆通过胡氏的支持资助，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转到内地奔赴抗日前线，光香港大学生就有百余人。“对于忠字，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胡文虎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峥峥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