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她们像男人一样行军打仗，还要筹措军粮，架桥修路，护卫伤病员；沼泽中，女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祝愿战友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她们一次次面对信念、意志力、体力的极大挑战，从容面对牺牲，顽强走向胜利。今天，我们来听听她们的故事，女红军传奇。

　　长征不是想参加就能参加的

　　1934年秋的一天，时任少共中央局青妇干事的王泉媛突然接到命令，中央红军将有重大行动，让她马上接受体检，如果体检不合格，就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王泉媛后来才知道，上级所说的重大行动就是突围，开始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当时红军中有不少女兵，大家都希望跟随大部队行动，但由于征途艰险，只有少量女性被允许参加。跟随部队长征的女红军的名单，是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治部提前拟定好的。条件有三条，第一条要是共产党员，政治上要可靠；第二条要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条就是身体比较强壮，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环境。

　　政治上合格以后，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检。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总医院医疗条件相对比较好，当年女红军们的体检就在这里进行。体检的项目有量体重、查血、查尿，甚至还有X光检查，体检用的X光机来自苏联。

　　很多女红军在此前，根本没有听说过体检。一听说体检，特别是做X光要把外衣脱下来，有些人忐忑不安，有的人还觉得很尴尬。

　　王泉媛顺利通过了体检。1934年10月，她被编入有30名女红军的干部休养连，跟随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踏上征程。

　　跟男同志一样 什么都能干

　　长征开始后，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的刘英，曾负责后勤 供给 运输等工作。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刘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示弱”，“没有什么特别照顾我们女同志，没有，我们都是很坚强的。跟男同志一样。你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

　　在中央红军第一次过草地之前，女红军们接到任务，必须迅速筹够七天的粮食。当时19岁的钟月林参加了这次筹粮行动。

　　在2006年采访中，钟月林回忆说：“这七天的粮食从哪里来啊，藏族楼上住人，楼下喂马。马圈里头有麦子有青稞麦，有马吃了拱出来的，也有马拉出来没有消化的。我们拿一个笤帚，拿一个簸箕，一扫，扫，扫”。她们把脏东西搞掉，洗干净，再把它炒熟了，轧成面。

　　除了中央红军30名女红军之外，红二十五军也有7名女护士跟随部队长征，人称“七仙女”。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有21名女性，她们没有单独编队，而是分散在各个单位。其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炊事员、护理员等。当年仅12岁的马忆湘就在红二方面军总医院作护理员。

　　2011年，马忆湘接受采访时说，当年，她给部队唱山歌，慰问伤兵，让伤兵高兴；还给伤兵洗屁股，洗大便，我不觉得臭，不觉得难看，他是大哥哥，我是小妹妹。

　　长征途中，有好几位女红军生了孩子，但是孩子大多夭折或送人。红二方面军机要员陈琮英的女儿生在了羊圈里，幸存下来，取名“远征”。

　　翻身求解放 走上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大约有2500多名。而且她们拥有成建制的妇女部队。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边区军阀连年混战、暴政似虎，加上这一带的男性大都吸食鸦片，妇女承担着繁重的生产劳动。而且，她们的婚姻绝大部分是包办甚至是买卖婚姻，一些妇女很小的时候就给人家当童养媳。所以女同志翻身求解放的愿望特别强烈。

　　大批妇女投入革命踊跃参军，四川通江县赤家乡15岁的刘汉润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初，刘汉润参加红军，因为表达能力强，被分到了宣传队。这年10月，做童养媳已有6年的王定国，也在四川参加了红军。

　　1933年，红四方面军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从此诞生。

　　后来，妇女独立营发展为两个团。第1团为总指挥部机动团。第2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

　　此外，总供给部、总医院、新剧团等部门中也有不少女兵。后来刘汉润到了妇女工兵营，隶属于总供给部。长征开始后，王定国到了新剧团。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些女红军随军行动，她们既是战斗队，又是担架队、运输队，她们打仗、筹粮、运物资，制作被服、照顾伤病员、发动群众，甚至造桥、修路，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

　　不管多么苦 只能一直向前

　　妇女独立2团曾经负责转送1000多名伤病员，其中，五、六百人需要用担架抬，她们必须在一天内翻越140多里的山路。女战士们往往是手脚并用，膝盖磨破，鲜血直流。

　　四川旺苍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翟礼周说，转送的红军伤病员，看到女战士这么辛苦这么艰苦，曾经有几个伤员把自己的血管割破了，他们宁愿自我牺牲也不让她们吃苦。

　　照顾伤病员是女战士的主要任务之一，她们给伤病员包扎伤口、换药，擦洗。把自己口粮省下来，给伤病员吃。艰苦可以克服，最让她们难过的是缺医少药。

　　14岁的李琳当时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看护员。2010年她回忆说，那时候，有些伤病员没有吃的，又加上身上的伤痛，慢慢就拖死了。

　　当时13岁的牟炳贞也是看护员，伤员没有药，她只能想办法安慰他们。2016年采访时，她说，当时，没有麻药，就给他们唱歌、跳舞，去他的疼。

　　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爬雪山过草地，是女战士们最深刻的长征记忆，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寒冷缺氧。战士们穿的大多是单衣。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过了雪山，但是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

　　在2006年采访时王定国回忆说：“晚上睡着了，太冻了，僵的，一摸，断了。那没办法，那冻掉了也不能拿来粘上。没什么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到道孚、炉霍、甘孜，要翻越党岭山。总部抽调妇女独立团一部，随前卫部队清除冰雪，疏通道路。 当时曾经参加开路的女红军这样回忆：天气坏极了，风里夹着雪，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使人站都难站稳。我们就在这样的山坡上修路，每人一把铁锹、铁镐，一条绳子，把人吊起来，悬在半山坡上，铲掉地上积雪。——摘自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这些女战士，在党岭山的冰峰峭壁上，铲掉积雪，凿出台阶，为后续部队开出了一架天梯。

　　长征中最难熬的是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饥饿。很多红军战士被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王定国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

　　王定国说：“有饭吃就吃啊，没饭吃就不要吃嘛。大家都饿着的，你吃什么。”

　　长征时，刘汉润已经是妇女工兵营三连连长。在她的记忆中，过草地是饿得最厉害的一段日子。2016年，100岁的刘汉润说：我们大家找一些野菜，煮一些菜汤，菜有毒，领导们还尝了，尝了能吃才吃。

　　为了活着，每个连队每天都派战士去找吃的。这一天，刘汉润的连队派出了14岁的女战士王新兰去找野菜野果，但是，王新兰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草地上遍布着沼泽，每一步可能都是死亡的陷阱。当年18岁的张步兴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一位女红军牺牲的情景。他说：“有一个女的真可怜，她说，小兄弟，你拉我一把。我就拉她，拉她拉不动，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她说你快放弃，快放弃，不放弃你也下来了。没有办法，看着她慢慢就没有了，还剩一个脑袋，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一会儿就没有了，都陷到里头去了。”

　　女红军不但和男人一样时刻面对饥饿和死亡，还要承受特有的痛苦。王全媛永远忘不了过草地时冰冷的河水中刺骨疼痛的感觉。那时，她们一天过四、五回河，或者是七、八回河。

　　月经往下流都没裤子换。她说，体质不好的人就得毛病，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走过草地，不是掉队就是死。

　　不管多么苦，只能一直向前。只有向前，才有希望。

　　李琳回忆说，那时就喊着要革命到底，再苦都要革命到底。她们走了十多天，走出了草地，到了甘肃。

　　王泉媛说，我这个人啊，走过这么多路，又打了这么多仗，一身带伤，我是个“不死鬼”。

　　王定国、刘汉润、李琳、牟炳贞和战友们互相帮助，走出草地，随部队到达会宁，王泉媛也走出了草地，却落下了病根，终身不育。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到达陕北的有24人。红25军的七仙女，有两名牺牲，五名女红军完成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21名女红军，都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悲壮西征

　　红四方面军的2500多名女战士，走完长征的约2000人，其中几百人随其他部队到达陕北，另有1300多名女红军被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王泉媛任团长，王定国、刘汉润、牟炳贞也在队伍中。她们征尘未洗就踏上西进的征程。

　　1937年2月，妇女抗日先锋团在祁连山掩护主力西进。在这一仗中，1300多名女红军，大部分牺牲，有的被俘或打散。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建制不复存在。此后，红军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便成为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部队。

　　被俘失散的女红军踏上了曲折的回归之路，王定国于1937年秋回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刘汉润、牟炳贞定居在甘肃，后来参加了地方工作。1989年，曾任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被国家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当时她已是76岁高龄。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部分亲历长征的女红军在北京相聚留影。

　　十年后的1959年，一些亲历长征的女红军再次相聚在北京。

　　1972年，十来位长征女战士在北京又一次相会。

　　2016年4月30号，104岁的王定国在北京的家中迎来两位客人：100岁的刘汉润，94岁的牟炳贞。三位女红军时隔20年后又相聚在一起。共同的回忆依然是部队，是战友，默契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语言。穿越战火，历尽生死，信念不改。她们的经历曲折而独特，她们的精神丰富而深刻，正如她们一起走过的长征，堪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