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和长征结束后都留有一批照片和影像。可是长征路上的照片你见过吗？设备缺乏，环境恶劣，长征途中的照片数量自然十分稀少。那么，长征中红军究竟留下了哪些照片？这些照片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本期节目首次集中展示，独家解密……

　　比起口述和文字，影像应该是一段历史最直观最形象的记录。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那段充满传奇的红色历史，究竟留下过多少影像记录呢？我们细查资料，遍访各地，极力搜寻着红军留下的珍贵影像。

　　长征出发前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有了红军形象

　　1931年11月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次大会留下了一组照片——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中间，左侧是朱德。会议期间还留下其他照片——毛泽东为红军部队授旗、红军女兵、庆祝大会，这些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红军最早的照片。

　　1932年4月，红军在漳州打了大胜仗，缴获了大批机枪火炮和装备，甚至还有两架飞机。里面有了红军大部队的合影，还有红军在观看缴获飞机的画面。

　　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80多年前身穿军装头戴八角帽的红军形象。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最初被称作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这支军队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3月，红军占领福建长汀。在那里，红军制作了第一批制式军装：灰色军装，八角帽，配红领章红帽徽。

　　从这张拍摄于1932年的毛主席和红军战士的照片上看，红军战士的服装并不统一。原来，第一批服装只有4000套，不够每人一套，而且，由于做工不标准，红军各部队的军装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四方面军的帽子就要大些。

　　红军长征之前的照片记录了根据地的扩红、部队的学习训练、红军医院的女兵、少先队员检阅等情景，还有几张记录了反围剿战斗期间红军战士的英姿。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战略转移。在历时两年的长征路上，留下的照片就屈指可数了。

　　解放军档案馆处长杨晓玲说，红军当时照相设备就少，即便是长征中拍了一些东西，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和战火也损失了不少。

　　长征途中留下的照片只有十几张

　　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曾作为红色间谍在国民党重要机构中担任要职，青年时代就掌握了摄影技术。1934年吴德峰回到中央苏区，在红六军团担任保卫局长。同年8月，他所在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为长征探路，吴德峰带着照相机和三脚架随部队一起出发了。

　　在长征路上，吴德峰拍摄了照片。他在日记里面记载了照片拍摄的时间和背景。

　　红军于2月4日这一天行军70华里渡过乌江，到达了贵州黔西县开创根据地。在县政府门前，吴德峰用自拍的方式留下了三人合照。这张1936年拍摄的照片后面还有吴德峰的标注：黔西县政府大堂，左吴德峰，中王震，右张子意。王震当时是红六军团政委，张子意是政治部主任。

　　不久，吴德峰随部队到达贵州毕节的大方县拍摄了另一张照片。照片前排中间是吴德峰，周围是总务处长、文书、警卫员、侦察员和普通战士。这些红军官兵都很年轻，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他们中的不少人牺牲在后来的长征路上。

　　解放后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吴德峰已于1976年去世，他的女儿吴持生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两张照片。遗憾的是，吴德峰在长征中拍摄的其他照片和底片都在文革中遗失了。

　　长征途中红军留下的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不同寻常的故事。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湖南澧县，照片上是红二六军团的几位领导。

　　2016年8月26日，记者来到澧县了解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巧合的是，恰好在81年前的这天，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战斗。澧县党史办退休老干部刘士永当年6岁，对这场战斗还有印象。

　　他说，就是在1935年的8月26日这天，红二六军团围困了澧州城，在东门主攻。

　　澧县党史办退休老干部 刘士永：抽调了两个连的敢死队，红军每人一把大刀，一把手枪，还有一支长枪。

　　战斗进行了一夜，红军拿下了澧县。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个多月，筹措物资、发动群众，为长征积蓄力量。

　　刘士永还介绍，红军到澧县后组织了200个缝纫工赶制军服，还有20多人参军，红军的宣传让老百姓知道了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在澧县，红军基本备齐了冬装被服，购置了药品物资，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军队士气高涨。

　　9月15日，红军开始有计划地向湘西转移。在撤出澧县前夕，两个军团的部分领导在澧县天主教堂前面拍了一张合影，他们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和红六军团政委王震。

　　刘士永介绍说，当时的大教堂门朝东开，中间还有一口井，前面是一个拱形门，他们就站在拱形门的外边。

　　当时，面对国民党围剿大军压境，几位红军将领此时却看起来神态轻松，自信满满。

　　1935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新化，解放了新化县城。在红六军团司令部门前，红军拍下一张照片。

　　当时为红军照相的胡永康已经不在了。当时，红军司令部旁边正好是家照相馆，胡永康是老板。

　　胡永康孙子 胡文胜：我爷爷就过来跟他们联系一下，说你们要不要留个影？红军说好的好的，他们也没看见过相机。那时候相机是比较现代化的，比较时髦的。

　　胡永康早年在长沙上学，是个进步青年，对红军充满好感。他把照相馆的条凳搬出来摆在司令部门外，帮红军排好队型，按下了快门。

　　胡永康儿子 胡寿海：照片交给他们带走了，但底片留下了，因为底片是玻璃底片，不好带。

　　当时胡永康总共拍了四张照片。红军走后，胡家把玻璃底版埋在地下，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直到解放。可惜，后来有三块底版不慎被摔坏。

　　就在这次拍摄后不久，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在泅水渡河时牺牲，师长晏福生在一次战斗中被炸断右臂成为独臂将军。

　　80多年过去，胡家引以为自豪的照相馆和红军的英雄故事一起流传下来。

　　1936年2月15日，红军在毕节市百花山又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些群众来自毕节市大定(今大方县）八堡六寨。

　　黔西、毕节、大定三地相邻，简称为黔大毕，是苗族聚居区。这次红军来到这里，首要任务就是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老红军 贾若愚：红军行军，几万人要吃东西，不是几千人几个人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困难就在这里，既要跟老百姓搞好关系，又要不伤害群众的利益，要给群众谋福利。

　　红2、6军团做了分工，红2军团主力出击迎敌，红六军团负责开展地方工作。在黔大毕地区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了民众生活，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群众。许多穷苦百姓第一次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衣。

　　红六军团司令部原址解说员：黔大毕这边特别贫穷落后，老百姓吃盐特别不容易。有一句老话说的是，斗米换斤盐，一斗米换一斤盐巴。大方八堡六寨那边都是苗民同胞，他们听说红军分盐了，全部集中起来去领盐巴。

　　红军给群众分盐巴，特别照顾少数民族。汉族群众分五斤，苗族就可以分十斤。

　　毕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犁田：苗族群众过去在封建社会得不到尊重，红军来了之后把他们当成平等弟兄看待，使这些苗族群众一下子眼前一亮。

　　1936年2月15日，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派出李正芳等九名代表随红军宣传员谢中光翻山越岭，赶到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司令部，希望壮大武装和红军一起打天下。

　　毕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王犁田：王震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吃饭，一块交谈，最后还给了他们几百个大洋，还发放了一些枪支，他们回去以后很快就组织起了八堡六寨的苗族游击队。”

　　为了纪念这次会面，大家请来了毕节照相馆的师傅拍下了这张红军和苗族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当时，大家在福音堂侧面站成两排。

　　在大方的八堡六寨，提起当年的事情，乡亲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对红军充满热爱。

　　如今，照片中很多苗族代表的后代都在寨子里生活。王震搂着的这位少年叫李德宏，李德宏的儿媳和李德宏的孙子还在村里，老照片中李正芳的重孙女杨珍是如今八堡乡的一名教师，而王奎星是站在最高处的王益佳的儿子。

　　80多年后，当初和红军合影的苗族群众都已作古，他们的后人按照当年合影的位置又拍了一张照片，王益佳的儿子还是站在最高处。

　　其实，当年留下的不仅是照片，还有动人的故事。

　　不久，红军在将军山同敌军打了一仗。战斗胜利后，有47名红军伤员被转移到八堡，留在寨子里养伤。

　　苗族自卫军打退了前来搜捕的国民党军，苗民把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山洞里精心看护。后来，除三名重伤员不幸牺牲外，其余44名红军官兵均伤愈归队。

　　苗族群众把三名红军烈士当做亲人，厚葬进了苗家祖坟，还特地把这座红军坟面向北方。因为，那里是红军队伍前进的方向。

　　红军有一支精干的部队——红25军，人数在3000人左右。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大别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一路征战，最早到达陕北。他们在长征途中也留下了几张照片。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褚银：1935年7月31日，红25军占领了川陕公路要道——双石铺。在双石铺，红25军有两个收获。一是缴获了敌人的报纸，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消息；二是遇到了两位照相师傅主动要求跟着红军走为红军拍照。参谋长戴季英同意带上照相师傅跟着红军走，但是照相要付钱。

　　就这样，红25军开始有了长征途中的照片。

　　部队迅速渡过了渭河，一路冲杀占领了两当县城。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围剿红25军，在四坡村发生一场恶战。照片中的红25军政委吴焕先带头冲锋时，胸部中弹牺牲，年仅28岁。

　　红25军老战士 洪明贵：四面都有敌人包围过来了，那时候吴焕先政委最后带着交通队两个班，就地卧倒。他说现在是生死关头，大家一定要顶住。然后他从交通队拿了一把大刀，说凡是共产党员都跟我来，就这么上去拼。吴焕先牺牲，我们部队从上到下，包括徐海东、程子华没有一个人不哭的。

　　十几天前吴焕先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了他留给人们最后的影像。

　　1935年9月，一路征战的红25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26、27军胜利会师，成立十五军团。随军的照相师傅，拍下了会师的场景。

　　不久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遗失的照片成为遗憾

　　先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有了各种照片，但是，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有一位却心存遗憾，他就是当时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的耿飚。

　　长征中，他随身携带了漳州战役的战利品——一台德国产相机，并且拍摄了不少照片。

　　耿飚女儿 耿焱：父亲长征的时候就一直背着这台相机，就一直跟他走过了长征，到了陕北延安。

　　耿飚的镜头中有行军、战斗的记录，也有战友的生活照，所拍摄的战友中有许多已经长眠在长征路上。遗憾的是，这些照片在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的时候，被送去做参考，后来不知去向。

　　在延安，斯诺不仅拍摄了著名的毛泽东带八角帽的照片，还给红军拍摄了第一组活动影像。

　　这段时间是红军影像最丰富的时期，画面中的红军虽然服装不大整齐合体，但是每个战士头上的红星却都是那么耀眼。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换了军装。从此，头戴八角帽，身穿黑灰色军服的红军形象永远被历史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