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国民党对红军围追堵截，必灭之而后快。他们四处宣扬红军是土匪，红军“共产共妻”……但就在这样的高压恐怖之下，红军却依旧处处得到拥护。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宁死也要跟着红军走；一些国民党军队打着打着从白军变成了红军；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阿訇、活佛也跟定红军、跟定那面红旗……红军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点燃了无数人的心火，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吸引着无数人为之舍生忘死前赴后继？

　　在江西省于都县村民赖厚祥家房屋的墙上有一幅漫画。这幅漫画里有一位摇动红旗的士兵，旁边写着红军的主张，“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当时，红军有规定，落款不能使用具体部队和人员名称，必须用代号。这位作者显然违了规，它的落款很具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军第叁十八师一百一十四团机关枪连三班班长南志俊同志画”。但也正因为这次违规，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叫做南志俊的红军战士。

　　红军长征离开于都后，敌人疯狂反扑。为了活命，赖厚祥家找来泥巴，把墙壁上的红军标语和漫画全部糊住，这一糊就是20多年。

　　红军在于都时，一直住在赖厚祥家。长征出发时，南志俊班长曾相约胜利以后再见面。但直到2008年赖厚祥去世，赖家再也没有得到过南志俊的消息。只知道他所在的红五军团在长征初期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前进，这支部队经历了湘江血战、巧渡金沙江，以及艰难困苦的雪山草地，最后在悲壮的高台战役中全军覆没。

　　南志俊班长虽然再没有回来，但在当年，他和战友们留下的宣传作品却像星星之火，点燃了无数贫苦百姓的希望。

　　红军的宣传为何能打动贫苦群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正遭遇一系列天灾人祸。以四川为例，1933年8月，四川松潘、茂县发生大地震；1934年，全省出现前所未见的大灾荒，仅古蔺县就有三千多人饿死。

　　在这样的境况下，大小军阀仍连年混战。为筹集军费，军阀们提前预征捐税达到疯狂的程度。

　　二十军的杨森已经预征捐税到了1989年；在安县，二十九军田颂尧预征粮税到2013年；军阀刘存厚驻守川陕边防区，税款预征100年，如果以1934年起算，税负已经征到2034年。

　　红军长征经过的很多地方，贫苦百姓已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

　　老红军李文模出生在四川阆中一户贫苦农家。10岁那年，红军来到他家乡，他兄弟姐妹四个人已经被卖掉了三个。其中，他的姐姐送给人做童养媳，后来被逼死时只有12岁。小弟弟也被卖掉，换了三升麦子。

　　红军在宣传时问这样的穷苦孩子，“你肚子饿不饿？”，小孩说“我饿”，于是红军带他去吃饭。吃饱以后，问这个小孩，“你想不想吃饱了？”小孩说“当然，我还想吃饱。”

　　老红军王玉清回忆：“红军说，那你带我去打土豪分田地。我就带着他们去打土豪。所谓打土豪就是把有钱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分给穷人，也给我分了一点东西，我就赶快送到家里去。”

　　“打土豪、分田地”受到所有贫苦农民的欢迎，但红军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这些。

　　红军问穷苦孩子：“为什么过去你吃不饱饭？为什么没有钱？是因为你的钱被那些地主、国民党反动派拿走了，因为他们的压迫剥削，所以你没有钱。”

　　红军告诉贫苦的人们，他们不仅要分掉地主、土豪的财产，还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14岁那年，张步兴离开家乡，投奔红军，后来在战斗中失去了左眼。他没有后悔过，也没有想过家，因为那个家已经穷得活不下去，他要去做让自己和所有穷人都能活下去的事情。

　　老红军张步兴生前回忆自己的革命之路时，他说：“地方上有钱的人欺负我们，我们就要报仇，要自己革命，把这些地主汉奸打倒。”

　　当年，国民党也进行各种宣传。说红军是土匪，红军共产共妻。对此，宣传员们的任务，就是不管行军多么艰苦，行进速度多快，都要千方百计揭发敌人的谎言，把红军的主张传播出去。

　　2011年采访时，93岁的鲜正学曾是一名红军宣传员。他回忆当时的宣传工作：“我们把报纸按次序卷成这么大的筒，前头这个人把糨子统统糊上，第二个人把那个报纸一下子铲过去，三个人拿个干刷子刷下就走。你还要跟上部队。”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携带的各种宣传品多达200万份，红二、红六军团携带了160万份，红25军和红四方面军也是走在哪里就把标语口号贴到哪里。如今，散落在长征沿线的标语口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7000多条。

　　长征途中，红军曾经遇到一位传教士，名叫薄复礼。他跟随红军长征走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把这段见闻写成一本书《神灵之手》，在书中他详细记载了红军的宣传工作。“他们将共产主义的原则印在大的纸上，在所到之处的大街小巷贴布告。他们肯定印刷了上千份，我听说有一次他们买走了一个商人手里所有的纸。”“那些口号用颜料涂在墙上，有白色的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有些字很大，离很远就能看到。”

　　红军的宣传也是瓦解敌人的武器

　　1935年，小金县的猛固桥和马安桥上，爆发了一场激战。为了打通宝兴至小金之间的交通要道，红军向驻守这两座铁索桥的川军发起进攻。战斗的间隙，宣传员们不失时机地在猛固桥头刷上标语——“川军弟兄们，不要替军阀刘湘邓锡侯送死当炮灰!”

　　红军的宣传不但赢得了百姓的心，也是瓦解敌人的武器。

　　这条标语写的是：没收刘湘、邓锡侯等军阀的万贯家财，分给士兵兄弟，一生也吃不完、用不尽。

　　在宝兴县，红军在门板上写：“周薛部下弟兄们，你们每天跑百多里路，还要做工事，真是比牛马还不如，快起来打倒白军的官长；周薛部下弟兄们，你们缴枪过来当红军，不愿意当红军的发路费你们回家。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

　　还有一些标语是针对敌军中的穷苦士兵写的：“参加红军救穷人，是伟大的事业。”“不要替军阀个人来打红军，要联合工农红军去打帝国主义。”

　　打仗的间隙，一些宣传员还会向对面的敌人喊话。

　　老红军鲜正学说，当时他们就用一个纸糊的喇叭喊话，“我们就问他，老乡，你当兵是怎么来的？对面说，老乡啊，我们当兵是拿绳索把我们拴来的。他又问我们，老乡你们当兵怎么来的？我说，我们当兵是自己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子弟兵，要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黄泥巴脚杆解放出来。我问对方，老乡你当兵几年了？儿女有没有？他说，有，信都不准写。我问，你想不想啊？说来说去就把他说得嚎啕大哭。”

　　老红军赵世新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士兵，有一天他们打着仗，突然不打了。赵世新就问连长，我们天天打共匪，怎么今天不打了？连长说，我也不懂，别说话，走路。

　　赵世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部队的长官起义了，他跟着部队来到了瑞金。红军告诉他们，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当红军，想回家的给发路费。这支部队让赵世新感到好奇，他决定留下来看看。

　　2016年采访时，102岁的赵世新还记得当时在瑞金的情况，他说，红军在台上就讲，当红军干啥子？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就这样慢慢地懂了。

　　赵世新加入青年团是自己报名的，两个月以后就从共青团转成共产党的党员了。

　　军阀混战多年，很多士兵只是为钱打仗，而红军的队伍却让每一个士兵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仗。

　　红军的宣传渐渐把这些只想吃饱穿暖的穷苦人，变成拥有理想和信念的革命军人。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

　　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上，宣传工作最难进行的地方要数川西北。这里聚集着藏族、羌族、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饱受军阀的压迫，所以对汉族积怨很深。然而，红军顺利地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并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

　　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长征路上流传很广。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用回、汉两种文字写下的标语“胡宗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刻在了今天马尔康卓克基官寨的后山上。写下这幅标语的是当时绥靖苏维埃主席肖福桢，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穆斯林的阿訇。

　　1935年3月，肖福祯在探亲访友的路上看到了红军的宣传。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让肖福祯发自内心的赞同，他意识到，这是一支解救苦难大众的队伍。红军的主张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5年5月22日，红军长征经过茂县。作为一位颇具名望的阿訇，肖福祯在这里的清真寺主持了一场圣祭。在常规的宗教活动后，肖福祯又以红军身份进行了演讲。

　　茂县县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吴玉贵介绍说，因为当时这里的回民群众也是处于一种有上顿无下顿的状态，肖福祯阿訇随红军来了过后，一个就是宣传教义，再一个就是号召人们成立苏维埃政权。

　　肖福祯告诉大家，红军是为广大穷人、为贫苦的回族、羌族及其它民族谋利益的军队。他的演讲打动了很多贫苦的群众。

　　在通过红军的一系列的宣传后，藏在山里的群众纷纷回到了县城里，给红军筹集粮食、熬盐，还纷纷加入了红军。

　　1935年5月，红军在茂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川陕省茂县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废除高利贷和一切封建特权，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1936年，肖福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随红军北上的途中，肖福祯率领的一只小分队遭遇了反动武装的袭击。由于敌众我寡，红军战士大多光荣牺牲。当敌人向他扑来之时，肖福祯纵马跳进激流中，壮烈牺牲。茶马古道上的这幅标语，是他最后的留言。

　　距离肖福祯牺牲的地方200多公里的丹巴县顶果山上，丹贝降参活佛保存着一只装满了宝贝的木箱，箱子有一面格勒得沙革命军的旗帜。

　　“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藏族人民”的意思。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两个藏族苏维埃政权——格勒得沙就是其中的一个。面积覆盖了丹巴、懋功、绥靖、崇化等地区。

　　红军在这里没收军阀、地主阶级的财产分给百姓；取消苛捐杂税；宣传信教自由；男女平等等主张，受到了贫苦群众的极大拥护。

　　据丹贝降参活佛介绍，1935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及肖克华、谢良等人带着部队来到这里，见到了当时顶果山寺38世活佛白若·拥仲降参。活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打过来打过去的，到底你们好人是哪个？坏人是哪个？董振堂当时答复的是“我们是为翻身奴隶得解放。”

　　红军向活佛宣传了格勒得沙苏维埃政权的主张。拥仲降参活佛说，“你们是为了穷人得解脱，这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就结拜为弟兄。

　　格勒得沙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的袭击，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红军在顶果山附近的东马、拔冲等村寨驻扎了数月。顶果山寺拿出所有积蓄——8000斤粮食和360个银元支援红军。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参加进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红军离开这里后，苏维埃政府受到了敌人的残酷报复，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入这片土地。

　　拥仲降参活佛1940年圆寂后，僧人们发现，他在枕巾背面写了一首红军歌：“地主堆谷满仓，穷人无米煮汤，土豪劣绅住洋房，工人农民住茅棚，还有种种苛捐杂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

　　八十多年过去了，红军留下的标语口号依然处处可见。他们的革命理想指引着今天的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