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都是红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分别发生在川西南的凉山州冕宁县、雅安市石棉县、甘孜州泸定县境内。中秋时节，我怀着敬仰之心到三地凭吊历史，了却一大心愿。

　　时隔81年，这些地点的景物已有很大变化。安顺场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语出陆定一）而闻名。当年石达开大军在此（时称“紫打地”，其原址在安顺场以南一里处）强渡大渡河受挫，陷入绝境。72年后，红军17勇士强渡时，河面宽约300米，水深三四丈，河水流速每秒4米，汹涌澎湃，飞舟强渡时还得躲避旋涡、礁石。如今由于上游建了数座水电站，流水不再那么湍急。河面也大为收缩，仅有百米左右宽；我们来安顺场时已过雨季，过半河床裸露，河面狭窄，根本领略不到“天险”的意境。据杨成武将军回忆，红军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羊肠小道左侧是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逼人”。我们沿河边公路驱车前往，沿途山峦起伏，云雾缭绕，恍若人间仙境，但看不到任何雪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山体冰雪消融。泸定桥建于清康熙年间，是茶马古道咽喉、连接川藏要津，长103米、宽3米，由13根铁索构成，并排的9根铁索铺上木板作为桥面，两侧各有两根铁索作为桥栏。桥的东端即泸定城，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对桥头。如今13根铁索依然是原物，历经300余年风吹雨打仍沿用至今，令人不得不赞叹昔日工匠技艺之精湛，桥头堡和康熙御碑也保存完好，但城墙已孑然无存。我们下榻誉马酒店，距泸定桥仅200米，临河而建。水流湍急，泛起白浪，昼夜涛声不断。但这与当年的气势已相去甚远。据杨成武将军描述，“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地，这些地点已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彝海距冕宁县城28公里，属高山淡水湖泊。当年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湖边以水代酒、歃血订盟，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百里彝区，直奔安顺场。1980年在此立有一碑，上写“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处”。空气清新，山野静谧，湖水清澈，周边古木葱茏，杜鹃花、山茶花、桂花幽香袭人。彝海上方不远处，依次是彝海结盟纪念碑、彝海结盟纪念馆。碑文用彝、汉、英三种文字刻写，文末写道：“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碑旁草地上有三块不起眼的石头，当年刘伯承、小叶丹正是坐在这儿交谈的，现已圈护起来。近旁立有石碑，同样写着“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处”，不确，应是两人“交谈处”。

　　石棉是我国大熊猫放归之乡。安顺场距石棉县城11公里，2013年被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滨拾掇得像公园一样，鹅卵石路面，花木错落有致。当年红军飞舟渡河处立有一扇巨石，上刻红体“红军渡”三字，由杨得志将军题写。红色大理石铺设的广场建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高6米多，灰色花岗岩碑体正面为半圆雕红军战士头像，下方为17勇士强渡天险浮雕。碑的正后方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陈列不少图片资料和珍贵文物，规模较大。附近民居为配合旅游业已进行整体改造，仍保留传统的川西民居建筑风格，但原有布局已不复存在，古镇历史韵味丢了不少。店铺以客栈、餐馆居多。有家餐馆以“弘扬红军精神，体验红色旅游文化特色”之名推出“红军餐”，分三个价位，最贵398元一桌，七荤六素一汤，菜名包括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雪山等，商业炒作色彩很浓。

　　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的地点分别在山野、河谷，游人相对较少。泸定桥桥东紧挨泸定城，隔着马路与泸定桥广场对接，构成县城的中轴线。广场周边尽是高楼，底层为商店。游客熙来攘往，人声鼎沸。据说泸定桥每年接待游客达七八十万人，目前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当地正争取将泸定桥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西桥头堡外有不少摊贩，叫卖仙人掌结出的果实“仙桃”，味甜，但裹着不少硬籽粒。正上方的观音阁依山而建，是老建筑，可惜已被粉刷一新。泸定桥两岸原先都仅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如今均已改建为较宽的柏油路。总的来说，泸定桥周边环境已旧貌无存，泸定城实质是一座新城。桥西南方向建有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纪念馆。从泸定到康定，翻过雀儿山就是藏区，俗称“关外”。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保持历史遗址的原貌很难，但要有这种意识。尤其是红色遗址，有别于一般的旅游资源，须避免过度的商业开发，不能有太多的商业气息。环境要有庄重感，游客要有敬畏心。来此不同于观光，而是向历史和先烈致敬，重在传承精神、陶冶情操。硝烟虽散尽，但历史不应也不能被遗忘。

　　在四川境内，红军几度处在生死关头，但每每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化险为夷，创下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一路走来，我主要有两点感受。

　　一是红军有信仰作为精神支撑。因为有信仰，红军有必胜信念，成为打不垮、打不散的铁军。石达开大军兵败大渡河，而72年后红军却在同一个地点成功强渡大渡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单纯在于双方民族政策的差异。为赢得时间夺取泸定桥，红军一昼夜行军240里，在暴雨迷雾中走羊肠小道，沿途还得与拦截之敌交战、遇水架桥，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根本做不到。红军刻印的报纸《战士》及时报道了这两大战事，并在空白处刻写道：“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猛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这一细节说明红军根本不是溃败之师，有着惊人的战斗力。泸定有位干部说，以飞夺泸定桥为界，红军长征起初是与人斗，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随后渡河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是与天斗。这番话归纳得简练而又生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以血的牺牲、铁的意志攻坚克难，进而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二是红军贯彻了群众路线。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给养、兵源得不到及时补充。突破湘江防线后，红军兵力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随后连番恶战又有折损，处境确实极为险恶。红军官兵多为穷苦人出身，与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红军挥戈所向，没收官库、剥夺土豪劣绅浮财，开仓分粮，开监放人，且军纪严明。这样一支正义之师，自然得到民众拥戴。张爱萍将军就此回忆说：“由于先头兄弟部队做了许多群众工作，我们每到一地，像进入老区似的，不论大村小镇，群众纷纷自动帮助我们带路，抬担架，运输物资，并积极地协同我军地方工作组打土豪。自动参加红军的人到处皆是。特别是过了西昌，进到汉、彝族杂居的地区，群众拥军、参军的情形更加热烈。”倘若没有沿途民众踊跃参军，红军就无法保持有生力量；没有群众冒险做向导，红军就难以在陌生复杂的环境顺利行军、避实击虚；没有安顺场8位船工，17名红军纵然再英勇，也无法用仅有的一条船渡过流水湍急的大渡河。总之，有了群众支持，红军才不至于成为“石达开第二”，才得以在征途中杀出一条条血路。

　　长征是我们党和军队以及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长征，成为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时间坐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喻作“新长征”，强调“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昔日红军走过的路线上，西昌建起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航天发射能力的不断提升；雅安至西昌之间的深山峡谷建成雅西高速公路，有“天梯高速”之称，驱车穿过拖乌山，仿佛在云间行驶。冕宁、石棉、泸定三县山地面积居多，农村人口居多，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和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眼下实施精准扶贫，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县城具有现代气息，干净整洁。乡村民居大多是楼房。此行我们走访了多个山村，生态好、环境美，令人流连忘返。例如，石棉县挖角乡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植黄果柑，该水果具有花果同树等特点，果肉细嫩多汁、甜酸适度，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果林成片，山水潋滟，美不胜收。泸定县和平村依托牛背山、娘娘山等旅游资源，发展山地旅游农家接待站，打造“生态农业和山地旅游示范村”，搞得有声有色。这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折射出当地干群的精神面貌。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前进道路上已知及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多一份从容、自信和坚毅，“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2016年9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 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