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文学界涌起一股“私人化写作”的暗流，鼓吹者和践行者抛开火热的生活，钻进狭小的象牙之塔，“宅”在小天地里发抒自己梦呓般的叹息……实在无可写，宁可写身边的小猫小狗，也绝不去关注大众的冷暖疾苦，不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本是他们卑微龌龊心灵的展示，还要涂抹上一层先锋派、前卫派的色彩。他们虽然一再声称自己是“私人化写作”，可并不把作品锁在抽屉里仅供自己把玩，还是要拿出去换稿费，光为了钱还事小，问题是它毒化了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环境，这样的作品对成长的一代无异于毒药和消蚀剂，这还能叫“私人化写作”吗？在这里，真善美的追求还有多少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久旱逢甘霖，在文艺

　　界掀起了一场波澜，不管是期盼者还是心下惴惴者，都不可能充耳不闻。针对当下文艺现状、背景和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讲话的力度、深度都前所未有，引起震动是必然的，大家都会在心里掂量一下讲话的分量，谁能无动于衷？

　　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尺度，作家、艺术家要不要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从前似乎没有歧义的话题，近年来竟屡遭非议。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习近平同志要求作家、艺术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希望更多“有筋性、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问世，要求作家“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这是最高纲领，也是底线。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应当是文艺家的共识。古往今来，一些经典作家的传世之作，都是深刻反映时代斗争、变革并与时代同步的，优秀的大师们无不自觉地站在历史大潮的潮头，以其作品引领着时代的方向，代表着进步力量，他们的作品必然发人深省、给人以健康向上的活力，它们注入读者、受众心田的必然是甘泉、雨露。试想，一代代的人，有哪个不深受名作中人物的鼓舞，那时没有“粉丝”“追捧者”等热词，但文艺家塑造的光辉形象确实成为一代代人们的精神偶像，客观起到了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作用。好多人常用“我是读着某某人的书、看着某某人的电影成长的”，这似乎不是恭维和夸张，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青少年，在有梦的年华，有理由崇拜给他们知识和人生方向的作家、艺术家，这就是社会的助推剂，它给予人们以正能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这似乎是没有歧见的定论。

　　曾几何时，文学界涌起一股“私人化写作”的暗流，鼓吹者和践行者抛开火热的生活，钻进狭小的象牙之塔，“宅”在小天地里发抒自己梦呓般的叹息，赤裸裸地写性，写性变态、性虐狂，写自己的“春梦”……实在无可写，宁可写身边的小猫小狗，也绝不去关注大众的冷暖疾苦，不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本是他们卑微龌龊心灵的展示，还要涂抹上一层先锋派、前卫派的色彩。他们虽然一再声称自己是“私人化写作”，可并不把作品锁在抽屉里仅供自己把玩，还是要拿出去换稿费，光为了钱还事小，问题是它毒化了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环境，这样的作品对成长的一代无异于毒药和消蚀剂，这还能叫“私人化写作”吗？在这里，真善美的追求还有多少空间？

　　有人这么写了，如果大家都不去理它，倒也罢了，偏偏有那样的评论家，像逐臭之夫一样大加热捧，仿佛只有肆无忌惮地写性才叫“突破”，不但写文章吹捧，还要给奖，这种引导，无疑于谋财害命。而有的出版社，也推波助澜，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正视了。

　　我认识一位初学写作的青年，先后拿了几部书稿请我过目，我十分震惊，其中的性描写叫人不忍卒读，我劝他走正路，他却说这是“卖点、亮点”，不这样写，没有市场，出版社不赚钱，怎么肯给你出？

　　从作者到评论家，到出版社，如果一条龙地这么干，何其悲哀。难怪好多家长常常偷着翻孩子的书包，生怕色情文学带坏了孩子，防不胜防。

　　作品与文品、人品的统一历来是为文者安身立命之本。引领时代风气，塑造民族之魂，为人民抒写、为大众抒怀，应是作家、艺术家首务，文艺不能迷失价值方向。既然你顶着灵魂工程师的桂冠，却干着男盗女娼勾当，嫖妓、吸毒、赌博，这种人格分裂是很可卑的。习近平强调的“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这是有针对性的，每天热衷于拉拉扯扯、出钱买评论，走门子拉选票得奖，怎么会一门心思写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活生生、有爱有恨、有充沛感情的个体，为人民写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人民需要健康清新、催人上进的作品，打着人民的旗号而贩卖低俗是不能容忍的。

　　习近平说“低俗不等于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观刺激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几句话道出了有识之士的隐忧和心声。近年来，充斥荧屏上的娱乐节目岂止是低俗，有的就是无聊、低级趣味，甚而是恶俗、下流。不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恋爱观，公然挑战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底线，什么思想垃圾都可以梳妆打扮一番粉墨登场。当然，他们打着大众娱乐的旗号。

　　我们不反对通俗文艺，但不能忘记，文艺工作者还肩负有引领风气之责任，不能迎合低俗的需求，而恰恰有责任用格调高雅的作品影响人、以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

　　广大人民群众喜欢文艺、需要文艺，文学艺术作品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如今人们日子过得宽裕了，对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更迫切了，那么，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把握时代脉搏，为人民而抒写。人民需要文艺，文艺又来源于人民，植根于生活，这应当是常识。可有时候，常识却遭遇悖论。作家写什么，你总得熟悉你所要表现的生活，通过深入的体验而开掘本质。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真是一语中的！当前的影视界，抄袭、模仿，或叫“扒”风盛行，新行当应运而生，叫枪手。他们被出资人雇佣，以赢利为目的，对原作或经典名作大刀阔斧地“修改”，甚至是阉割、解构、篡改和扭曲。这些刀斧手不用忠实原作，无须对生活负责，只求卖座卖钱。这种畸形创作违反了创作的基本规律，怎么会出上乘之作？

　　还有一种逐渐形成规模的职业，叫“攒剧本”，几个人关在屋子里，狂吸滥饮，想象着市场需求，不着边际地编织离奇故事，然后像流水线一样分段作业，从来不会去深入生活、从人民中去汲取营养，只会秉承出资人的意旨，闭门造车。这样“攒”出来的戏完全不是从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然遭到观众“吐槽”，然而它依然大行其道。

　　习近平同志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从前，好多负责任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都渗透着泥土的芳香、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洋溢着工厂铁锤的节奏，作家深入农村、工矿、兵营几年乃至更久，这是常态。抛却囿于认识偏差带来的瑕疵，从生活底蕴上说，让人佩服，难怪他们的作品像陈酿老酒一样醇厚。

　　那时拍电影也是重视生活本源的，一个剧本通过投拍，导演首先要率领演员和主创部门下去体验生活，或农村或工厂或部队、边防，时间不会少于一个月，大家不只是采访、坐而论道，而是当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挑粪、当炉前工、练刺杀、摸爬滚打……所以那时的电影“真实”、“靠谱”，那时一部电影的周期平均为八个月，不像现在，半个月就停机拍竣，有的主角连剧本都没看过，全凭导演和场记现场口授，甚至连台词也不用背，在摄影机前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行，后期再请人对口型配音，十足的国产“译制片”！

　　很难想象，这怎么可能出好作品。这当然是进不了院线的小成本制作，成本低，压缩周期，希冀分得一杯羹，有人戏称“逼良为娼”。结果是恶性循环。而统治院线、票房动辄赚得钵满盆满的大片又如何？不敢说没有佳作，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是低俗的闹剧、烂片，这样明显等而下之的影片，竟有几亿、十几亿票房收入，它们绑架了观众，成了电影的推手，一花独放。啧啧称奇之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反思吗？可惜的是，这现象倒成了电影迅猛发展、“与国际接轨”。

　　对照一下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是不是发人深省？

　　习近平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曾几何时，我们小说里、银幕、屏幕上的英雄稀缺了，不见了，满天下追求码洋、票房，文化产业勃兴，一切以利润为杠杆，见钱不见道。某省官员纷纷挤进书法家协会，竟出现一省拥有70多个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原因很简单，当了理事、主席，每平尺书法价格就上去了，以官阶论价，不是艺术至上，而是淘金至上。

　　幸好还有一个中宣部的“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使得主旋律作品还有人为之。

　　我们的文艺真的不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了吗？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到了值得人讥讽的时代了吗？是什么原因使作家们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责任担当？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文艺圈里塑造不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为什么“主旋律作家”不敢理直气壮地拍胸脯？怕被讥笑为“御用文人”吗？

　　习近平指出：如果文艺家的创作让人觉得作为中国人很难堪、很自卑、很没底气，那就等于输掉了中国人的魂魄。

　　何其一针见血！近年来文艺界有些奇谈怪论，回避崇高、解构良知，挑战正义、恶搞英雄人物，不惜颠覆历史常识。有人为了在国际上拿大奖，不惜在小说、电影里展示丑陋，把中国人描绘得无比卑劣、自私、愚昧，犹如向人展示痈疽和痔疮，出卖良知和灵魂，换取歧视者的好奇和别有用心的叫好，时不时地发给一面奖牌。我在国外就有过这样抬不起头的经历，外国朋友陪我一起看中国输出海外并得奖的电影，看到那些展示丑恶的情节，外国朋友惊讶地问我，你们中国是这个样子吗？我除了惶惑和否认，几乎没勇气面对。

　　有人说，这是向西方借鉴的负面效应。我不以为然。即使是统治全球电影业的好莱坞，他们

　　的大片也是在宣扬他们的英雄观、价值观，像《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等，能说是纯娱乐、纯商业吗？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在国内禁演，或者根本没审查过的影片，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早就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了。有人兜里揣着洋护照，回来敛钱，习近平所讲的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是虚无。

　　习近平同志指出，爱国主义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共识”，因为“爱国主义的立场也就是人民群众最基础的情感本色”。

　　我并不主张一味颂歌、回避矛盾，我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是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的，但批判假丑恶不是目的，只有让人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昭示出真善美的前景，你的作品就是积极向上的。

　　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我们历来主张兼容并蓄，习近平同志也主张“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但前提是“洋为中用”，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容许各种流派存在，但不是唯洋是崇，更不是“扒”。有些人从西方各种流派“扒”过来的东西，借中国人的少见寡闻而大行其道，甚至连被模仿的西方作家本人都嗤之以鼻，不屑与之为伍，而却成了我们的“先锋”。习近平同志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作家、艺术家理应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本来是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的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可大量变味的、戏说抗日的电视剧比比皆是时，它只会消解了严肃的主题，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学者竞相吹捧汉奸文人、丧失节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把他们从盖棺论定的坟墓地挖出来，重新发掘他们的“成就”，把他们吹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历史对他们的定评都要推倒重来。也有人公开鼓吹离经叛道，争相在海外有敌对眼光的人面前讨好、献媚，吃共产党的饭，又砸共产党的锅，这种人文艺界不见得没有。除了为谁创作的问题，立场尤其关键，立脚点歪了，怎么会写出有益于人民的好作品？这与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背道而驰的。

　　说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一些国家政策性措施不可不跟上。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有时其后果可能是始料不及的。为什么一些好作家的小说没人兜揽，没有出版社肯出？盖因不挣钱耳！什么书赚钱？教辅类、时尚类、儿童读物，女人和孩子的钱好赚，大家眼球全盯准了人们的钱包。为什么八九十年代名声鹊起、广受欢迎的文艺期刊黄金岁月不再？纯文学的杂志一旦与利润捆绑，自负盈亏，一刀切变成企业，以赢利论英雄，还有什么生路？岂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国家电影厂为什么拍不出动辄投资过亿的大片？因为囊中羞涩！有人戏言，如今影视界有钱就是草头王，他们事实上主导（或曰绑架）了影视界。

　　我们的社会制度毕竟根本有别于西方，对于政府提倡、有主流价值、人民需要的健康的、具有导向性的各类文艺作品，政府理所当然埋单，加以资助，给予撑腰，政策上区别对待，对国家提倡的给予资金倾斜，保持文艺的正能量持续增长，以正祛邪，未必不是正途。不能用经济效益至上论，事实上打压了文艺的主力军。习近平同志为什么强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可以做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改革？

　　我们应当记住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文艺工作者应当志存高远，应当创作出“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的好作品来。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艺家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人品、作品相得益彰。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文艺家重任在肩啊，人民在期待。

　　何以报？归根结底，文学家、艺术家的立身之本是你的作品，贡献出你无愧于时代的佳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