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陕北。在美国记者斯诺的镜头下，陈赓的笑容是那样灿烂阳光，充满自信。

　　陈赓和一位小红军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是80后熟悉的课本插画。

　　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是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艰险征程，也是我党我军优秀干部成长壮大的摇篮之旅。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编成干部团，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千余人。

　　这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这支队伍既要为红军培训后备干部，也要保证行军途中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安全，是一支重要战斗力量。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

　　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者，就是经历传奇、鼎鼎大名的战将陈赓。

　　长征途中，他率领干部团突破乌江天堑、飞越皎平渡、走过雪山草地，书写了许多生死关头力挽狂澜的精彩篇章。

　　刀锋淬火显英雄。陈赓，就是这样的英雄。

　　——编者

　　1长征开始后，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别看干部团人数不多，但兵精将猛装备好，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而且每名官兵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再戴上缴获敌人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道：“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

　　1935年元旦，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干部团奉命在乌江上架设一座浮桥。这是干部团在长征中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

　　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30公里，赶到渡口。

　　冒着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陈赓在江边指挥工兵连官兵把用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但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惊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提议：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但还是不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渡口边架桥工作仍无大的进展。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宋时轮回忆：“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当时有个俘虏叫何涤宙，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

　　何涤宙不愧是科班出身，果然有一手。他和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采用竹子编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然后在篓中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住浮桥。

　　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搏斗，工兵连终于战胜天险，把浮桥架到了江对岸。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得以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中央红军第一次强渡乌江，陈赓和他的干部团功不可没。

　　2长征途中，干部团打的第一场恶仗便是力挽狂澜的生死之战。

　　1935年1月24日，红1军团进占土城。27日，当红军主力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时，川军4个团尾追而来。中革军委遂决定发起土城战斗，消灭追敌。

　　谁知，最初的战斗很不顺利。川军依托有利地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发起反扑，步步进逼土城，甚至一度突破了红军防线，一直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

　　虽然红军打得英勇，伤亡却不断增加，进攻成效也不大。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把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拿出来，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实施反击。

　　陈赓临危受命，亲作动员，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1营担任主攻。

　　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1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接近山头时，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干部团当时装备了冲锋枪和钢盔，敌人从没见过戴钢盔的红军。更令他们胆怯的是，干部团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冲锋。

　　毛泽东在看到川军凶猛的进攻被干部团压下去后，高兴地称赞道：“这个陈赓行，可以当个军长！”

　　然而，这一仗，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近百人。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也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3土城之战让干部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但真正让干部团一举成名的是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战。

　　陈赓和宋任穷都明白，这一仗是长征以来干部团首次单独作战，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不容有失。

　　干部团分成先遣营和后梯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宋任穷率3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直指皎平渡。

　　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摘掉帽徽等红军标志，伪装成国民党军，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野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60多公里。晚上就在一片小树林里露营，睡到半夜爬起来,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前进。

　　当时，干部团各营营长、政委以上干部都配有马匹。然而，马都用来驮运伤病员了，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每个人都在和闷热、饥渴、疲惫做搏斗。最终，先遣营克服重重困难，一昼夜强行军80公里消灭了皎平渡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渡口。

　　事后，刘伯承感叹道：“干部团的同志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他们走到了，还打了胜仗，靠的是什么？靠觉悟，靠党。”

　　干部团后梯队过江后，陈赓亲率两个营急行军，去夺取位于金沙江西岸20多公里处的通安州。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段路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敌军据险以密集火力射击，使得干部团前进受阻，形势严峻。陈赓沉着镇定，命令部队分路迂回，终于打垮了凭险据守的敌人，直插通安州，在城下与从西昌、会理赶来增援的1个旅敌军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为给身后数万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干部团官兵，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敌三，毫无畏惧。

　　随着冲锋号声响起，干部团多路突击，远的枪打，近了刀捅，不远不近就扔手榴弹。经过艰苦激战，陈赓指挥干部团以少胜多，击溃了敌军，占领通安州，并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声威大震。战后，干部团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被人们称为“御林军”。

　　自此，川滇边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戴铁帽子”的红军厉害，说子弹像蝗虫一样飞也打不倒他们，简直就是刀枪不入。而川军一听到头戴钢盔的红军和那个戴眼镜的“司令”（陈赓），更是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4红军到达毛儿盖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撑不住，连日高烧昏迷不醒，不能进食，肝部肿大。

　　医生诊断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需要立即排脓。但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无法消毒，更不能开刀或穿刺。

　　危急关头，陈赓自告奋勇：“我当过医生，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在上海开过医院，除了拔牙和接生，我都干过。”“首先要降温，这样高烧下去可不行。赶快弄些雪来，给他肝区和额头实行冷敷，兴许有救。”

　　旋即，他带人到山背阴处找来雪，装入几个油布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额头及肝部等处。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天后，周恩来终于苏醒，呻吟肚痛，在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后，高烧也渐渐退了。

　　然而，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军了。

　　毛泽东非常着急，再三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命陈赓从迫击炮连抽出1个排组成担架队，并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大炮，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

　　陈赓亲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坚持要参加担架队。陈赓的双腿都受过重伤，尽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仍坚持一步也不离开担架。

　　周恩来不忍心让战士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几次硬要挣扎着下担架改骑马，但都被陈赓按住：“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上边交代了，你得服从我的指挥。”

　　就这样，陈赓、杨立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天七夜，硬是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扶持，是真诚无私的帮助，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

　　1954年，杨立三病故，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

　　又过了7年，陈赓病逝。周恩来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给陈赓夫人傅涯送去，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