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临一条条波涛汹涌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军，后有铺天盖地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0余个省，终于同总兵力多达100万的敌人苦战中杀出了一条活路。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无私奉献，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1934年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首先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排除万难，1936年10月最终胜利会师陕北。

　　光阴荏苒，一晃80年过去了。80年前的长征，红军表现的英勇是史无前例的，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史上这样一副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其中一些事件却肆意污蔑，更有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提出质疑。因此，透过历史的眼光在今天重新思考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到底“走”出了什么，是有必要和重大现实意义的。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战略大转移。时间回溯到1930年—1933年间，视红军为“匪”的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5次“围剿”。前四次都以红军胜利而告终。而第五次，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反“围剿”失败。而在中国东北，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为拯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选择北上抗日。此时却又面对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怎么办？危机之中，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到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在此建立抗日根据地。历时两年多的“走”，行程二万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并在陕北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积极联合国民党抗日，召开一系列有历史意义、关乎抗战全局的会议，如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发出全民族抗日的伟大号召，最终取得了全民族抗日的伟大胜利。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这种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井冈山时期，中国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左”倾思想占领主导地位，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败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有力地反对了“左”倾错误思想，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正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才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遵义会议，也很难有中国革命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