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是主要违纪群体

　　山西省河曲县鹿固乡辉塔村党支部原书记刘俊雄、村委会原主任刘憨雄,因为骗取“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问题,被中纪委点名通报。

　　刘俊雄的问题是,以养羊为名申请河曲县畜牧局“以奖代补”项目扶贫资金,河曲县畜牧兽医中心原主任苗旺青等人验收时,刘俊雄谎称一块坡地上的羊就是自己养的羊,从而通过项目验收,骗取3万元补助资金,实际上刘俊雄从未养过羊。

　　此外,刘俊雄还骗取危房改造等资金11.24万元。

　　刘憨雄则骗取危房改造、村民供炭款等资金7.66万元。

　　在贵州,普定县马场镇湾寨村会计黄云学利用职务便利,借“精准识别”新增贫困人口之机,违规将其子纳入贫困人口名单上报,并蒙混过关。

　　在安徽,怀远县河溜镇莲花村原党总支委员马怀彬,违规将其母亲申报为低保户并获得低保款8198元,使其弟弟违规获取危房改造补助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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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数据显示,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违纪群体。

　　从涉事主体看,被查处的既有最基层的村民小组组长,也有县处级官员。其中,约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有61起涉及乡镇干部,占比19%；有30起涉及县区干部,占比9%。

　　“通常而言,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扶贫政策、资金资源落地的最后‘中转站’,也是群众基本情况、个人信息上传的‘第一道关’,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这个联通上下的位置,让村干部在参与扶贫工作时具有许多潜在的影响力,一旦发生蜕变、滑向腐败,将会直接侵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杜治洲看来,“村官”是主要违纪群体的原因在于,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大多走向农村,“因此,对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有直接管辖权的村官,容易成为主要的腐败群体”。

　　宋伟分析认为:“这凸显了基层扶贫领域权力的集中性,并且相应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

　　“扶贫领域的工作相对复杂,涉及环节较多,不同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围绕工作程序制定严密流程,从而减少腐败机会。此外,在扶贫工作监管方面,既要发挥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更需要各级党委和职能部门发挥主体责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