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激越高昂，鼓舞人心。他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八个大字，生动而集中地概括了这篇重要讲话的要义，深刻反映了党心、民心，表达了新的历史要求，使它像迅雷般立即传遍大江南北，响彻中华大地，成为新的动员令。

　　不忘初心，就是要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一切为了人民的情怀。对于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也就是要牢记自己入党那一刻举手宣誓的誓词。

　　这个初心，反映了我们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和历史使命作了这样的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5年征程中，不但自觉地贯彻这一运动的本质，而且把它内化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为人民解放，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的炼狱般的苦难，如爱国志士谭嗣同在他的诗句中所描述的：“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但是，我们民族在她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孕育了深刻的爱国思想，锻造了从不屈服外来侵略者和本国反动压迫者的斗争精神。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和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成为检验每一个中国人良知和责任的重要尺度。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国家出路而进行的苦苦探索和奋斗，特别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都以不同的方式企求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不但表明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已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而且也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在弱点，这主要是，对外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对内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把人民解放事业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紧密联结在一起，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指明了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我们党从成立的一天起，就不断地集合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富有理想，勇于担当，不怕牺牲，以人民解放和祖国强盛为己任。他们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确立自己奋斗的目标，锻造自觉的铁的纪律，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论是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里，还是在挑战生命极限的万里长征中，都能够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甘洒热血为人民。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风雨兼程为人民的历史。据统计，在28年的革命年代牺牲在战场上和刑场上的先烈多达2000余万人，而留在《烈士英名录》中仅有176万人，他们从不计个人的身后事，唯一追求的是祖国的新生和人民的幸福。共产党人具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因而能够自觉地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有多少革命先烈在敌人的牢狱里，失去了同组织的联系，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威胁，都能够自觉地严守党的秘密，义无反顾，慷慨赴死。正如革命烈士夏明翰英勇就义前写下的不朽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诗篇写出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英勇捐躯、视死如归的真谛所在：一是“只要主义真”，相信自己信仰的是真理，为真理而献身是人生的光荣，是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二是“自有后来人”，相信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必然后继有人，具有革命必胜的信念。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高尚品格。方志敏被俘后，敌人使尽威逼利诱的解数，他如果跨出自己底线一步，就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他对此报以轻蔑，义无反顾地英勇就义。他深信自己的死能够换来人民美好的明天，如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所憧憬的：“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崇高追求！在理想逐步变成现实的今天，我们决不能忘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所凝结、所体现的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95年不懈奋斗的征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使中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举世承认的。但近些年来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正是在这种前提的设定下，有些学者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肆无忌惮地污蔑、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以至无中生有地诬陷革命先烈，企图在人民群众中抹掉对历史的记忆。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历史要求，越出了学术研究的底线，变成了直接的政治诉求。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危害极大，如听任其发展，势必造成思想混乱，是非颠倒，使近代中国得来不易的人民凝聚力、团结力受到动摇和破坏，这是绝不允容许的。我们要通过充分的说理斗争，维护我们正义的事业，使他们懂得人民是不可侮的，人民的事业是不容否定的。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95年的奋斗，迎来了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从严治党，坚守初心，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我们就有能力迎接任何挑战，克服任何困难，获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