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小佳

　　访谈嘉宾：曾 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记者：“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四个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如何理解这种话语表达上的新变化？

　　曾峻：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今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次“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提出坚持“四个自信”。

　　文化自信最初主要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把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再强调，另一方面打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历史文化联系的经脉。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正是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必然会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的特质，可从各种角度进行概括，但突出的一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自强不息、综合创新。比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讲公有制主体地位也鼓励非公经济发展，讲按劳分配也允许知识、资本、管理、技术参与分配。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也讲多党合作，重视选举民主也重视协商民主、基层民主。我们提出这些思想，而且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结合的广度、融合的深度，在体制机制、具体政策、工作方法、精神气质、日常行为上转化出来。我曾经撰文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合金型”社会主义，这种文明称为“合金型”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运用中国智慧塑造新型制度形态和文明形态的重大贡献。

　　总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道路探索、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不应被忽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者是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

　　为何加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记者：讲话对于文化自信作了明确界定：“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什么要特别加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曾峻：近年来有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搞“去马克思主义化”，在政治制度上“另起炉灶”。强调“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目的之一是要防止和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保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质和正确方向。

　　“革命”一词近些年在某些人那里似乎成了贬义词，成为嘲讽的对象。其实，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品格、优良作风，比如，信仰坚定、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勇于探索、敢于亮剑等等，它们在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进模范人物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是共产党人需要传承和弘扬的“红色基因”，当然应成为文化自信中的重要内容。讲话中，习近平多次谈到“不忘初心”，这里“初心”就包括党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精神风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代表着文化前进的方向，其内核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下中国各种形态的文化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处于统领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也自然应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生态还有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因素。对待西方文化，既不能简单排斥，也不能照搬照抄。通过吸纳整合，我们一定会创造出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再现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提高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记者：坚持“四个自信”，该怎么做？

　　曾峻：现阶段，坚持“四个自信”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有实践层面的，也有传播层面的，需要一手抓硬实力，一手抓软实力，并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里仅就普通学校和党校如何提高思想教育、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谈点个人看法。

　　一是要以理服人。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用“大帽子”压人。二是要实事求是。肯定成绩也要正视问题，要自信但不能自大，不能把话讲得太满，否则就没有了推进“四个全面”的理由和动力。三是要喜闻乐见。善于创造新形式、运用新技术，提高大众化传播能力，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更不能为完成任务或让领导高兴而投其所好。一定程度上，衡量工作成效的是“体制外”的人、是占人口一半的网民、是“80后”、“90后”。四是要深化研究。对内也要讲好“中国故事”，但“讲清楚”“讲得好”的前提是“想清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知道广大干部、党员、群众的真实困惑，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把一些具体问题整合、升华为理论问题，做一些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探明原因，指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