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为何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需要从历史说起。历史表明，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民主党派，在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中逐步领悟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我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取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

　　一、李宗仁曾对李济深、沈钧儒、陶行知等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

　　近代以后，面对民族兴衰、国家安危，许多仁人志士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提出和实践各自政治主张，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脱离了历史主题，消耗了进步力量，迷失了正确方向。

　　作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的300多个政党的存续，国民党在孙中山民主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催生了当年国民党的左翼派别，为日后民主党派积蓄了力量。但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后，国民党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盟，变成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形成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局面。

　　从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算起，中国共产党虽比国民党晚成立16年，但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了时代趋势、历史走向与人心所向，逐步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与国民党相对立的政党。

　　民主党派的很多创始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许德珩等，经历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时代巨变，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经历和反省、焦灼和希望，为民主党派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主党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步孕育、产生，有的从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中分化出来，有的从国民党进步力量中产生，也有的在抗战期间酝酿筹组，还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不是议会中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因为历史机遇和阶级局限，在落后的中国处处有阻力、时时有压力。

　　由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扶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掌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并对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压迫，民主党派缺乏革命主张与魄力，没有能力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民主党派虽不乏“社会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组织，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员较少的党派，从成立伊始就以温和的改良派政党出现。

　　由于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为实现自身目标，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必然怀揣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去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够支持、团结、带领自己的政党前进。

　　20世纪中叶的民主党派，是靠近共产党？还是靠近国民党？要生存、要发展，只能二选一。

　　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与生俱来的进步性。正是这种进步性，民主党派怀救国救民之志，游历四方寻求治国的良方妙药，提出和实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并以进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进步的心态逐步领悟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基因决定的，是注定的历史安排。

　　二、宋庆龄抨击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这是多么荒谬! 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形势复杂、政治微妙，民主党派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优势。

　　抗战之初，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初步接触时，对彼此的道路、主张还有些对立和排斥，对对方的革命目标、路径还有不解与困惑，但致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共同的追求，对国民党的不满有相同的感受，这为日后合作做了心理铺垫。

　　民主党派不断探寻与共产党的契合点。民主党派建立之初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这同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纲领基本一致；民主党派曾推崇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两者在关于国家权力、人民权利等方面观点相近；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寻求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

　　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径和国乱家愁的惨状，强化了民主党派革命的信念；是爱国主义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外战战兢兢，对内刚决残酷。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救国会赞扬“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重大的影响”。但国民党一刻也没停止过对红军的围剿，并且杀害了邓演达、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

　　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坚决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农工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

　　280 余人发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这种共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源头。

　　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共产党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

　　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从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主动改变国难当头两个政权的对立；毛泽东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

　　多人；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还建立“三三制”政权，顾及各党派、各阶级，通过协商民主协调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泽东在1937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梁漱溟1938年1月访问延安期间，为毛泽东论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深深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民主党派深感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十年前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之前嫌和仇恨，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产党结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蒋介石没有料到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更没有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民建领导人胡厥文曾说过，“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胡厥文说：“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