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在2013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就一再提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讲话第三个标题即“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他的第一句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现在反倒成为一个所谓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了。”习近平注意到“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这种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的意识的危险性，他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他的论证恢复“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传统党建理论对我国新闻和宣传工作实践的指导。但在贯彻这个讲话的过程中，除了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和该报负责人的一篇署名文章外，两年多来没有再看到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说法。

　　这次习近平视察三媒体，再提“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言语之间透露了对人民利益的倾注与关爱。例如习近平通过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远程指挥系统，同正在河南兰考县谷营镇爪营四村进行基层干部作风调查的记者视频连线。总书记指出，基层干部作风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闻记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多掌握一手情况。几位刚参加新春走基层采访的记者报了采访见闻。总书记鼓励大家要接地气，多采写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

　　从每年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可以看总书记对人民生命安危的关注。他2015年新年贺词说：“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600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他年初离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赶到鲁甸地震灾区看望那里的人民。而在地震发生之后，有个别媒体却把同一天发生的郭美美被批捕新闻做成真头条，大号标题和配发两张大照片，鲁甸地震死难数百人的新闻，则安排在角落上。

　　习近平2016年新年贺词说：“‘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生命，还有我们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令人深感痛心。我们怀念他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群众的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和烦恼。党和政府一定会继续努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活改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习近平如此关切人民的安危，而我们有的媒体当时报道东方之星事件的大标题，竟是“生为国人，何其有幸！”“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决心”。

　　习近平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他提出的“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要求。

　　习近平这次讲话再次提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很有针对性，因为确实有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忘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光荣传统和新闻职业规范。2015年两会期间，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后请当事人审稿，没想到这一行为遭到较多同行的批判，例如一组批评的标题是：“×××亲手为记者改稿，记者独立人格何在？”接着就是这样一些话：“这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亵渎！记者采访，采访完了，稿子写好了，再给被采访者修改，全世界有多少记者这样做？” 一位资深记者发了更多的牢骚：“谁有资格改稿子，这都不懂？……记者把自己的稿子交采访对象修改，这是没有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的表现……这次改稿之后，又有什么检察长改稿，什么什么改稿，真是无耻无畏，丢尽了行业残存的颜面。”

　　194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写道：“我们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没有感性知识，无论如何不会像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彻、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的听，好好的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 穆青、冯健、周原于1966年写的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稿子基本完成后，穆青让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朗读这篇稿子征求意见”。这些县里的领导干部，都是此前的被采访人。2003年穆青逝世前夕还谈到这件事：“在发表前读给大家听一听，这样做的作用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听过的稿子，不会让老百姓在接受时有什么障碍。”

　　现在我们把这个光荣传统忘了。记者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传统，不应该丢掉。

　　五、创新理念、手段、体制

　　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习近平在8.19讲话和2014年8.18关于推进媒体融合指导意见的讲话里有过精辟的论述，这次他再度强调“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有了更为鲜明的互联网传播形态的背景。首先是理念的创新。现在较多的宣传通知仍然以传统媒体作为参照系来下达，含有较明显的维护政绩的功利目的和形式主义的思维惯性，这种情形下的新闻报道，就别指望有人看了。习近平曾谈到：“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我们尚没有对此加以研究和梳理，哪些不合时宜了，哪些要有创新。这就如同国务院经常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政府文件那样，需要经常梳理，我们的工作才可能常做常新。

　　去年发生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就明显感到我们的传统媒体在报道体制、观念、表达方式等等方面太落后了。天津发生爆炸后约1小时，我国有的网络新闻媒体就亮出了豪迈的招徕语：“我们是××新闻天津爆炸前方报道组，关于此事故的情况，问我吧！”，而纸质版的党报，第二天只在第四版右下角就此事件刊登一篇连电头仅有334字的报道，事故是否有死亡都没法确定，读者拿到报纸时，关于事故的影像和文字已经铺天盖地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了，谁还看这条过时的新闻呢？传统媒体再不转变工作理念、手段、体制，习近平提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要求便无从谈起。

　　六、政治家办报意识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首次使用了“政治家办报意识”的概念。“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提出的，有当时的具体背景。现在习近平将“政治家办报”作为一种意识，与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传媒的责任。因而，传媒的记者、编辑必须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感，懂得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懂得全党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以往发生过多次新闻工作者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没有局部服从全局的意识，对事实的性质判断发生错误，甚至由于不懂得基本国策而对国策做了相反描述的错误。

　　做到具备政治家办报意识并不难，只要把及时、主动学习公开发表的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和主要领导人讲话，把这方面的学习看作职业工作的一部分，就可以避免发生这类原则性的报道差错，即使有人摆出各种政治和学术权威来，也不会被权势忽悠。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总理，但要站在总理的高度看问题，不是总书记，但要有总书记的大局意识，了解和熟悉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再次重申了8.19讲话中论证的关于新闻工作者把握“时度效”的要求。当时他例举了一系列有问题的新闻现象，例如：有的问题本来是个别的偶发事件，但你来个长时间、高密度报道，就可能让人家产生错觉；有的问题需要及时引导，你来个拖拖拉拉的报道，就可能引发议论，似乎要遮盖什么似的；有的问题刚刚发生、后续发展有待观察，你来个抢先报道，就可能反而造成被动；有的问题本来党和政府就是坚决反对的，你来个闪烁其词的报道，也可能让人家产生误解，好像在包庇这些事和人似的等等。这次习近平要求的是：“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显然，已经不是简单地避免发生报道偏差，而是从时、度、效着力，这是一种成熟的主动把握，需要我们对此做深入的研究。要做到这种炉火纯青的程度，还是习近平两年多前提出的四点：相当的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