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关于王思丽的报道

　　如果重来一次

　　父亲仍然鼓励孩子出外奋斗，弟弟对社会有新认知

　　王作生和儿子王思龙对这种热心看在眼里。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从欣喜，忐忑，高兴，失落，还有漫长的等待，重生的希望，到最后彻底落空。经历的心理波折，情绪落差之大前所未有。

　　王作生说，这种经历对于王思龙来说将毕生难忘，这期间，人们对其姐姐的关注和帮扶，对他而言成了一种精神宽慰。王思龙说，在东北工地上班时，他的圈子仅限工地范围和极少数的朋友，所有的信任只在这个小圈子里产生，对圈子以外的社会有天然的排斥感，姐姐的经历让他对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有了重新的认知，“隔着那么远，好人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对他自己而言，姐姐的离世并不能打消他出外奋斗的决心，像王思丽的表哥曾经谈到的那样，楚雄的山，高得令人胆寒，没有一个人不想着离开深山，改变自己的命运。王作生很清楚不这样做，他们的子子辈辈将困居于此，即便让他再做选择，他也会鼓励自己的女儿走出去，“因为我深知做农民的滋味”，那股辛劳和无力是这些后代所无法理解的。

　　但这一次，王思龙有自己的顾虑，按照楚雄的惯例，每一个女孩只要毕了业，大概就会出嫁，家里的男丁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也曾想到这一点，但没有这次来得更为迫切，“做事没有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了，涉及到家人也想得更多一点”，王作生也知道无形中压在他孩子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现在反而希望儿子只要脚踏实地，做一个好人，有一份安稳的工作，然后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懂得感恩。

　　王思龙说，送姐姐回家时，地里的烤烟已长到三四十公分，满田的翠绿透着生机，那也是他经历了悲伤绝望之后，见到的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新生的希望，一如姐姐在福州遇到的诸多热心人士的帮扶一般，默默地给予了他一股力量。

　　记者手记

　　从现实的悲剧中看到希望

　　7月2日，王思丽离世那天，我进报社刚满一年，这一年间我黑灯瞎火地撞上很多社会角色。王思丽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我到现在还经常回想起她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侧着头朝镜头望去的那种眼神。人们不清楚她到底遭遇了什么，以至于最终流落街头与家人失联多年，他们和我同样也好奇，一个拥有明星梦的农家姑娘，奔赴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自学了乐器，组织乐队到夜场演出，最终却为何患上致命的伤病，人们希望她有一天能够恢复健康，向那些关心她的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希望落空了。

　　回访王思丽家人时，我重新看了过往的报道，严格来讲，在这一事件中，最应该上升到公共意义层面的话题，是对“无主”病人救助制度应该如何完善的讨论。但因为王思丽谜一样的遭遇具备足够的话题性，从而大大掩盖了潜在的另一层次的讨论。

　　我当然有所遗憾，但也知道新闻事件的进展何其重要，有时候它甚至代表着一种希望——人们看到爱心人士的捐助，看到王作生的不离不弃，甚至开始有点心疼这位千里寻亲雨夜返乡的父亲。

　　这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中青报冰点的特稿《回家》，里面讲述了2008年汶川地震时，一对来自汶川水磨镇的夫妻从教学楼的废墟里找到自己孩子的遗体，不顾余震危险将其背回家乡安葬。这貌似平凡的举动往往具有万钧之力，最能打动人心，王作生的身上就有这样的影子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王思丽报道的重要一环。

　　每一次，王作生那种刻意压制的悲伤透过电话进入我的耳膜时，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中国人对死亡的祭奠有种近乎宗教狂热的仪式感，是根源于对生前及死后的未知和恐惧，以此生发出来的对生死的敬畏，王思丽入葬当天，按照仪式，族辈亲人只有小辈前往，他们希望仪式的严谨可以让永生的孩子于另一个世界里过得更好。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半个月时间里，所有悲欢离合他们全都经历了，没有什么比得到至亲又转瞬即逝来得更难过了。如今，一切似乎转入正轨。生活如含羞草般在无任何干扰的情况慢慢舒展开。王作生的信念也始终未变，支持孩子从大山深处走出去，改变自己，这种信念像是一种希望，一如当初王思丽在榕城遭遇不幸后所受到的帮扶一样，给处于近乎绝望境地的他们一股力量，让人在无力中前行。记者 吴剑杰 采访对象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