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法律不能将普通人置于两难境地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则认为，如果当事人在“要么她死、要么你亡”的要挟之下被迫杀人，可以考虑适用紧急避险的理论，并且在可能的情形下，应当将被胁迫人“非罪化”。

　　“说是故意杀人罪的话，动机在哪里呢？”他说，“主观恶性是这项罪名的构成要件，但你不能够说，我的主观恶性就在于我太爱惜自己的生命吧？在面临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两难选择时，法律不能强行将公民置于要么死亡、要么犯罪的两难处境之中。”

　　他认为，不能用最绝对、最铁面无私的法律理性，去要求这种极端案例中的个人。“实际上，我们更要考虑法律的谦抑性和它的人性特点。这已经超出了故意杀人罪的立法本意，就不能用这个罪名去追究个人。”

　　观点：应看具体情况衡量 最高法院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

　　“这是个很艰难的判断，要看具体案情。”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告诉记者，“判断的关键在于有没有选择或回避杀人的余地。”他认为，这种情况很难免责，但杀人罪责主要还应由绑匪承担，当事人有可能涉嫌胁从犯罪。

　　由于现行刑法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回答，各地法院实际判案的依据也不一致。常被援引来对比的“2008年平顶山检察官被挟持杀人案”中，被劫持的检察官夏某先是在被强迫的状态下强暴了另一名被困女性，接着在受迫状态下，用绳子勒死了该女性。

　　办案人员表示，口供和证据可以证实夏某全程是被迫的，勒死他人时，自己的脖子也被绳子套着。该案中，夏某并未被列入犯罪嫌疑人范围。

　　但在2005年的另一案例中，重庆几名绑匪绑架了两名女性，让其中一人将另一人杀死。最终，重庆一中院认定该女子为胁从犯罪，但因为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免予处罚。

　　这类案例虽不常见，但因其伦理价值的两难，争议极大。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史立梅认为，虽无必要为此改写刑法，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以某种形式回答这个问题。

　　“最高法会对常见的类型问题出台司法解释，而对于比较典型的具体个案，有时也会以专门的批复进行释疑，这种答复与司法解释有同等效力。”史立梅告诉记者。

　　曲新久也认为，最高法应当解释这个问题，“它太特殊、太极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