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痕迹

　　一些曾经的留守儿童，在经历了缺乏安全感、缺乏家庭温情的童年后，业已长大，他们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城市，与之同行的，还有那些留守生活的痕迹。

　　在广东省某地的一次聚众滋事案件中，当地法院共受理刑事被告人25人(包括4名未成年人)，其中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0人。事后分析发现，在这些被告人中，有一半的人曾是留守儿童，他们甚至未成年即独自外出打工。

　　在这起聚众滋事案件中，家人离散，是留守儿童出身的被告人共同的人生起点。重庆市云阳县的李清华，7岁时母亲离婚出走、再婚，此后整整10年未见面；广东省湛江市的廖勇发在六七岁时父母离异，“父亲早就不管我了”；四川省达县的江涛7岁时，父亲在工地上受伤身亡……

　　与城里孩子的升学路不同的是，这些留守儿童们随手搭上一个亲戚、老乡，便踏上了打工之路，他们或被带进亲戚经营管理的小厂，或伪造身份证混进工厂。

　　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毫不掩饰对家庭的依恋。江涛说：“弟弟读完高中才出来，基本上不联系。老妈在本地，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来的。出狱后，我想去看我妈，想和她在一起。不论谁照顾谁，总可以互相依靠，有事情好商量。”

　　在社会关系方面，这些青年十分务实，不论远近亲疏，只与对自己生存发展有用的人来往，靠老乡、朋友介绍工作，靠师傅带着学技术；求生存之余，他们与就近的老乡、工友玩耍。“朋友”是他们嘴里的头号高频词。

　　这些青年口中的另两个高频词是“打牌”“宵夜”。而打牌、宵夜的“下游”产品，便是争风吃醋撒酒疯、打架斗殴。

　　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从过分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匆匆步入又一个缺乏有效管束的社会环境，一个偶然因素、一时兴起，便会诱使他们“抱团结伙”“成群结队”，从日常的行为不端演变成违法犯罪。这一迷惘的“无家群体”，对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