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事实表明，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实现了投资主导权的自我强化。由于其激励机制有别于市场，所以当市场利润格局发生改变时，政府的决策惯性使之难以按市场要求来推进投资的“去趋同化”，且在短期增长目标的刺激下，反而会形成虹吸效应而使投资继续涌向供给过剩的部门，甚至引发民营资本的盲目跟随以及金融部门的倾向性支持，于是投资趋同度被进一步推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趋于放缓。

　　如果政府此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动性往往会被继续配置于过剩部门。由于利润前景黯淡，这些流动性将转向投机，即以各种渠道涌向资本市场，结果就是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况说明，继续沿袭以往的投资配置方式，只会加剧投资趋同，从而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乏力并非高投资之罪，因为当投资过度趋同时，无论投资多少都将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投资政策导向不乏是一项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方略。笔者测算显示，如果投资趋同度适度弱化能够有效实现，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区间将大致为7%～9%。

　　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对策建议

　　推动政府向市场让渡投资职能，同时强化其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社会职能。政府预算应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并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

　　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市场的进退机制及奖惩机制，实现微观主体“易于进入、严于监管”的良性市场化氛围。促进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备与统一。

　　政府应慎重提出具体的产业化导向政策，逐步取消对特定行业投资的特惠式鼓励政策，比如免税、补贴、低利率、无偿占用各种经济资源等，这会导致企业的实际成本收益核算失真，从而使低效率企业不易退出，又易引发其他投资主体不计成本地盲目跟进，从而加剧投资趋同，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

　　经济新常态下，全民创新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从广义上看，创新的内涵应包括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产业协调创新、技术创新等多个维度的“革命”。狭义的技术创新只是广义创新的一部分，取决于一国长期的知识、人才及资本积累等条件，难以一蹴而就，应视为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从宏观上看，投资的弱趋同化可作为一个考量广义创新的有效指标。

　　应积极推动市场来引导投资的“去趋同化”，即通过构建规范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强化市场的淘汰功能，使投资主体承担真实的风险与损失。

　　构建灵活、高效、有风险担当的金融市场，让金融企业以效益和风险自主承担市场主体责任，从而提高产业投资的融资效率，以促进投资的“去趋同化”。

　　贺京同 那艺 刘倩（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