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素催热的“生意经”

　　【记者追问】智障妇女缘何成为犯罪团伙觊觎的目标？记者调查发现，她们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防卫能力，其家人也有“甩包袱”心理；即便她们被拐卖，警方也难以及时发现，给打击这一违法行为带来苦难；与犯罪的低风险相对应的，是高达十倍以上的暴利。这些因素共同诱使犯罪分子走上以拐卖智障女谋利的违法犯罪之路。

　　——拐卖行为难被发现。

　　“说嫁一个好人家，家里人不会仔细考证，只要把人嫁走就行。”蓝某向警方供述，对于原本贫困的家庭而言，智障女儿犹如一大负担。蓝某和韦某、赖某三人正是利用了这些智障妇女家人急于甩掉“包袱”的心理，大肆实施拐卖。

　　专案组调查发现，在被拐对象的老家，一旦女儿“嫁”走就很少主动联系，智障妇女又很少有能力自卫，只能在买方家里听天由命。其中，被警方解救的被拐妇女梁某，甚至被原买方赵某转手卖给他人，遭遇二次贩卖。

　　——打击拐卖存难题。

　　全程参与该案件侦破的赣州铁路公安处刑警四大队大队长祖国清告诉记者，被拐者和买方基本都为边远穷困地区，当地对这些智障女孩的保护很难到位，导致智障妇女被拐卖后，当地相关部门难以及时掌握情况。

　　“买方所在地多为贫困地区，法律意识淡薄，别说有人主动举报，大多甚至都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江西省社科联副主席吴永明说，在“民不举、官不究”的基层惯性思维下，警方针对拐卖智障妇女行为的打击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暴利让人铤而走险。

　　“给被拐者家里三五千元的‘奶水钱’，媒婆分成一两千元。”许建告诉记者，拐卖分子买来一个二三十岁的未婚智障妇女成本仅需数千元，然而，买方在孙某的养猪场挑选时，最高的要花１０万元以上，最少也要５万元左右。许建说，低成本投入，十倍以上的暴利，加上很难被发现，这些因素诱使拐卖分子铤而走险，念起了智障妇女的“生意经”。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智障妇女被拐卖案常常陷入“民不告，官难究”的尴尬，在司法实践中被侦破的同类案件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