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群之功德服务社会之能力

　　南开学校地处天津，又是私立学校，经费并不宽裕，可为何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担着惹怒日本人的风险去东北搞研究？

　　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救国，一直是南开办学思想的核心。

　　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之耻，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那一年，张伯苓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开启了办学之路。

　　培养兼具“爱国爱群之功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始终是南开的目标。

　　“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1931年南开师生迫切想要回答的问题。那年暑假，张伯苓委派傅恩龄领队，组织40名南开中学学生，乘坐东北海军最大的军舰“海圻号”，到烟台、刘公岛、威海卫等14个港口实地调查。

　　大连星个浦公园中矗立的日本人铜像、秦皇岛港口停靠的帝国主义舰艇、石岛上高大的教堂和外国广告……

　　一场生动的参观调查，将中国既无国防力、也无海防权的状况摆在学生面前，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学生心中沉重的一道疤；一场实地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使学生们开始清醒，开始思考国家兴衰，关切民族危亡。

　　1931年，南开经济学人在天津《大公报》上创办“经济周刊”，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实质，是“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1934年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术支持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了利中制酸厂，打破了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南开教师在坚持为国育才的同时，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之志。

　　抗战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南开学校的毕业生，曾获“抗战胜利奖章”的张伯苓听到这一消息后说：“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教师的人文关怀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传递给战乱中的学生，‘教育救国’的办学思想使得南开知识分子能够跳出讲堂、立足国家、关切东北，缔造出这样一部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现任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口号和说教，而是渗透在我们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了解之中，从而激发出来的这种感情和责任心，这是我们今天教育要向当年的教育理念学习的。”

　　教育救国的火种刚播下，便成燎原之势

　　“爱国可以出手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突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爱国之宏愿。”张伯苓曾在《40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这样说。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南开学校迅速组织募捐，慰劳长城抗战将士。之后多次对抗战军队进行募捐、支援。

　　1934年，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啦啦队挥动旗帜，在全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高喊“毋忘国耻”“勿忘东北”，全场沸腾。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南开师生响应北平学联的号召，参与到“一二·九”运动的大潮中。同时，南开学生先后两次“南下请愿”，希望政府积极抗日，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

　　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抗战前线也英雄涌现。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

　　南开中学1928年优秀毕业生沈崇诲，当时在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任分队长，在战斗中驾机猛扑日军旗舰“出云号”，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26岁。

　　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所驾飞机在执行任务中失事殉国，牺牲时27岁。在他牺牲前几个月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曾说“阵中无勇非孝也”。

　　据不完全统计，仅南开中学先后就有28名校友为国捐躯。

　　正如教育家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中所言：“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