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下”而知耻，知耻而后勇

　　年届五十的老凌，在今年１月之前，还是黔西南州安龙县一个乡的乡长，因为工作“推、拖、甩”，被县里“召回”培训一个月，又到另一个镇担任副职。这个镇给部分群众承诺的扶贫项目没有兑现，干群关系有点“恼火”。老凌接手后加班加点，上任不到５个月，协调落实７００多万元资金，基本兑现了承诺。

　　“过去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在县里干到正科级，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了。”他说，“现在危机感很强，得抓紧干。”

　　“‘召回’，是为了不‘召回’，为了激发干部活力。”黔西南州委书记张政说。在记者走访的陕西、甘肃等地，被“下”的干部同样触动很大。

　　专家表示，让那些为官不正、为官不为的领导干部“下”，也会为一批政德好、能干事的干部腾出施展的空间，最终激发“关键少数”和广大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曾几何时，恋栈贫困帽是扶贫工作中一种不正常现象。而在甘肃，扶贫攻坚能者上、庸者下，领导干部比减贫实效、群众增收的氛围日益浓厚。

　　走进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回岔村，记者遇到一位面色黝黑、眼睛充血的汉子，站在牛圈旁，反复劝说户主张进国修建标准化牛舍朝向一定要向阳，因为“良种牛也需要晒太阳”。

　　这人是镇党委书记苟建军，他手里拿着两张表，分别是张进国家２０１４年的收支表和今年增收预测表。据张进国介绍，苟书记上任半年来，每周至少要来他家一次抓扶贫。

　　“工作不细，没有底气。”苟建军说，“省里要求贫困地区党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乡镇干部现在几乎全扑在精准扶贫上。”

　　部分专家、干部表示，让“下”的压力化为“干”的闯劲，不仅要让干部能上也能下，也须加强培训、激励，为干部充电、为创业干事环境造“氧”。

　　甘肃省定西市委研究室主任张全有说：“能上能下应是常态，不是贬黜。干部应因‘下’知耻，知耻而后勇。”（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记者张钦、王新明、李放、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