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弹枪杀红会人员 触犯两项国际公约

　　日军用毒弹枪杀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同时违反两项国际公约。

　　首先，红十字会是中立性、国际性的人道主义团体。根据当时已有的《万国红十字会定章》，在为战争受难者提供救援服务时，红十字会人员、设备、车辆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当时，红十字会同仁以日军竟向红会救护人员开枪，为野蛮国家行为，“决定向国际申诉，并提出抗议”。

　　此外，根据同时期前后的报道，以及对刘祁端受伤后痛苦情况的描述，刘祁端的侄儿刘锡安分析认定，《申报》所说日军杀害伯父的“毒弹”，就是国际明令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的达姆达姆弹。

　　“达姆达姆弹”俗称“达姆弹”、“开花弹”等，弹头尖端没有或不完全被金属外壳包裹而露出铅心，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会极大扩大创口，形成口径比弹头截面面积大十余倍甚至更大的喇叭状或葫芦状瞬间空腔。使弹头具有类似爆炸弹头，令人皮开肉绽的致伤效果。如果弹丸碎片遗留在体内，则可能造成铅中毒，即使残留体内的碎片较少，巨大的伤口也极难愈合。这类子弹在1899年的《海牙公约》中已被禁止在战争中使用。

　　刘祁端牺牲83年 为他建的医馆仍在

　　在仓山对湖街道的马厂街，至今保留着12栋民国时期的红砖老洋房，“爱庐”就是其中之一。

　　刘锡安三兄弟和他们的几位堂兄弟，出生后一直住在这里。刘锡安说，其实“爱庐”的室内格局跟民居并不相同：一至三层的南北都有走廊，每层的6个房间呈网格状排列，相邻两间的隔墙上都有门互通。

　　原来，刘祁端的父亲刘道岸（又名刘谦兴）曾经在温州海关工作，退休后拿到一笔钱款。想着即将毕业的长子刘祁端将携女友回乡，刘道岸即动用这笔钱盖了“爱庐”，准备为刘祁端开私人诊所，为其和整个大家庭规划好了未来。刘祁端牺牲后，刘道岸就让子女搬到“爱庐”住。

　　刘锡安说，童年时，祖父一讲起刘祁端就流泪，而祖母因长子惨死而卧床不起，直至逝世。刘祁端牺牲后，家人收到了红会从上海寄来的两本相册，还有底片和剪报。刘锡安记得，当时的底片都是玻璃底板的，很厚重。不过这些资料在“文革”中没能保存下来。

　　刘锡安一想起伯父乃至无数国人遭日军残忍杀害，心中就无比伤痛和悲愤。他说，这惨痛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没有强大的国，哪有我们自己的家。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到上海万国公墓，替祖父去祭扫刘祁端的安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