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8月31日电（崔凌云）香港沦陷后不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经过周密的计划，成功营救被困在香港的上千名进步文化界人士、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

　　大营救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或被捕，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著名作家茅盾称赞这次抢救工作，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新华网近日独家采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为你揭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参与“秘密大营救”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打通海陆交通线 精密部署“偷渡”路线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在全市展开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在各个码头上都设置了监视哨，监视岸边的一举一动。

　　1942年元旦前夕，由于港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日军决定近期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内地去。掌握此情报后，营救工作迅速铺开。

　　东江纵队纪念馆有关负责人说，参与组织这场大营救的，有东莞籍的王作尧、何鼎华。王作尧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何鼎华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宝安大队政治委员。他们负责组织从港九至宝安沿途的交通接应、武装警戒、掩护转移和筹粮补给等工作。

　　此外，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活动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也跟随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来到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以及大亚湾畔的石桥坜等地，参与接应和护送从香港营救出来的爱国人士。

　　为了确保护送途中的安全，王作尧与战友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派精干的交通员给被护送人员作向导，分批接送；二是护送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三是派便衣武装人员，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四是由曾鸿文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伪宪查、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为营救做掩护工作。

　　沿着东江纵队打通的秘密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三人先行突围离港。他们一路检查和布置接待、转送工作，仔细研究了从九龙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路线、警戒等情况，最终确定了从九龙撤出的两条路线。

　　港九大队根据港九地区的特点，分别组成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短枪队员穿过的衣服。（图片由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

　　元旦过后，紧张的“偷渡”工作开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海上护航队，用3艘小木船把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分成数批，从香港“偷渡”到九龙，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龙根据地；或从九龙西贡村乘船到宝安大、小梅沙，再转到坪山根据地；或乘船到汕尾或澳门转移。

　　1941年1月11日，化装成难民的邹韬奋、茅盾等一行20多人，有的身背一袋小米，有的身穿破旧的衣服，把眼镜、钢笔这些容易暴露知识分子身份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穿过九华径到达荃湾，继而北上进入大帽山区、元朗等地，沿途一直有武工队提供武装护卫和掩护。

　　资料记载，在元朗停留了一夜后，我方接待站干部给邹韬奋一行人每人发了一张难民回乡证，然后再次组织分批上路，经元朗、过落马洲、渡深圳河抵达皇岗村。此后，大部队又从水围村往北穿过宝深公路，再经过梅林坳，安全抵达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

　　1月下旬起，一批批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各级有关组织的周密布置和护送下，安全到达韶关，然后由中共南方局和中共粤北省委安排转到大后方。

　　许多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化装成难民插入难民队伍中通过日军的岗哨，顺利离开香港。图为日军在青山道沿途设置岗哨搜查过路行人。（图片由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

　　东江旁的“文化课堂”

　　看到梅林坳上岗哨发出“客人已到”的信号，曾生和政委林平都亲自到白石龙村口迎接。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东江纵队还是设法搞了一顿狗肉晚宴给文化人士接风洗尘。现在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还展示着当年“狗肉宴”的复原场景。

　　随后，被营救的人士在一个教堂内（现位于营救文化名人旧址西北角）歇息一晚，再转至羊台山里游击队临时搭建的草寮。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

　　在秘密大营救时期，在惠阳宝安一带负责的是时任中共惠阳前线工委书记谭天度。在坪山镇田心村，最先来的是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由谭天度亲自接待。为了保证安全，张友渔夫妇与谭天度等人同住一个房。

　　这些文化人士，有茅盾、胡风、胡绳、沉志远、戈宝钗等。谭天度对茅盾说，这么好的机会，要向你们“揩点油”吧。于是，在东江纵队这个特殊的课堂里，茅盾讲哲学，沉志远讲政治经济学，戈宝钗讲外交知识。参加讲课的有谭天度、叶锋、高健等领导机关的人。

　　东江纵队里多数是广东人，听不太懂普通话，一些重要的地方，谭天度还亲自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