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抗日火种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途经四川、西康的藏区时，决定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五世格达活佛与红军由此结缘。

　　五世格达活佛学识渊博，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时常扶弱济困，被人称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当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格达活佛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红军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之意，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格达活佛在这时听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由此，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颇有好感。在格达活佛的心中深深地认识到红军才是藏族同胞的亲人，穷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开始竭尽全力支援红军。

　　格达活佛在西康藏区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补充了红军的吃穿，他们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拿来为红军御寒，他们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在格达活佛的号召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藏族同胞踊跃参加了红军，毅然投身于革命斗争中，为党和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

　　受朱德之托格达活佛收留红军伤员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第一条施政纲领就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藏区的衙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并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抗日主张。

　　抗战时期的甘孜县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北上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僧俗上层的镇压与屠杀，藏族同胞没有退却，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与迫害，想方设法掩护红军滞留人员和伤病人员。

　　影视剧：《格达活佛》 藏族同胞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藏族同胞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藏族同胞在积极帮助红军长征的路上，为党保留了珍贵的抗日得火种，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巨大作用。

　　捐助慰问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藏族同胞十分关心祖国内地的抗战，他们纷纷行动，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以示慰问。

　　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区的格桑次仁和拉卜楞寺著名活佛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1938年格桑次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他们将在藏区募捐所得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并在各大战区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

　　后来格桑次仁又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活佛洛桑嘉木样•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1941年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渝致敬，至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1942年格桑次仁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藏族同胞对抗日前线的慰问，从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斗志，他们对抗日的捐助更是从物质上对抗日前线的最有力支持，这都有利于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组建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中，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自觉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组建了许多民间武装，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地走上了抗日战争的道路，这其中首推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 1942年陇南大旱，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怀来仓•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饥民团”，并决定成立“反蒋抗日民族联军”。翌年2月，肋巴佛率领以“草登草哇”为核心的临夏、卓尼两县藏、汉、土等各族儿女3000人正式起义，他本人被众人推举为“反蒋抗日民族联军”总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领义军同王仲甲义军会合，联合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由张英杰担任总司令，肋巴佛、王仲甲为副总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军司令。肋巴佛率领义军一路斩关夺隘，连获胜利，使得国民党惊恐万分，蒋介石急调胡宗南7个正规军、两个骑兵旅，马步芳三个团，并联合当地驻军共同围剿义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隐蔽，并加紧寻找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正式抗日的道路。

　　在1936 年，同仁县藏族同胞反对青海军阀拦阻红军，拒绝摊派出工，三个乡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同胞因驻军横行不法，聚众包围了白玉寺，将一团驻军全部消灭。1936年中甸藏族农民组织暴动，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农民起义武装，都和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一样，起初都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后来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都逐渐倾向了抗日，有的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

　　藏族同胞抗战记 这是藏族同胞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同胞对抗日战争所做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综观藏族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以说，藏族同胞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参与了抗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功绩。

　　藏族僧俗：共赴国难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等在南京的藏传佛教高僧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关于抗日的6项决议，敦促国民政府确定抗日方针，并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康藏同胞共御国难。“大成就者护国有责

　　”活佛诺那•呼图克图 诺那•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在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诺那•呼图克图在电文中说：“警耗传来了，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在民族危亡之时，藏传佛教界以“大雄大悲大力”之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祈求和平，抚慰伤痛的不朽画面，成为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