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前的花盆，最高的那一盆花是送给爸爸的。

　　从守斌的家里出来，我们心事重重。

　　在我们接触的这些留守儿童里，大部分个性与守斌相似，他们懂事有礼貌，但不会轻易向你打开心扉。

　　在黄源小学，还有12个孩子跟潘守斌的情况一样，从小妈妈就离开了这个贫困的大山。上个学期，又一个孩子的妈妈离开了，前一天她还神色如常地来学校接孩子放学，第二天天不亮却收拾行囊，不告而别。

　　“妈妈是不是讨厌我了？”当这个四年级的女孩哭着向项校长求助时，自己也有一个尚在读幼儿园的儿子的校长哽咽着说不出话。对于这些父亲常年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来说，妈妈的离开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黄源小学，项校长给老师们订了一条规定，凡是课堂中或平时提到关于父母的话题，一定要注意用词。对于那些从小没有母亲的孩子，老师们更是格外照顾，有时孩子一个人在家生病了，老师还会赶到家里去照顾。

　　让人感到欣慰又心疼的是，相似的遭遇并没有让孩子们感到自卑，也没有哪个孩子因为“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而遭到其他人的嘲笑。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消化情绪，彼此默契地避开“雷区”，然后携手互助。“我来帮你。”“你想要什么，我分给你一些吧！”在孩子们的口中，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项校长说，有一个孩子就很特别。

　　从学校沿着村里的山路冒雨走了大约1个小时，在路边几幢黄泥墙糊着的木头房子前，项校长一下也摸不太准哪间是我们要找的女孩的家。这时，一个穿红着绿的小姑娘顶着一把有她人那么高的大伞，突然从山间小路里窜出来，兴奋地朝我们大喊：“老师，我在这里呀，你们好！”

　　她的名字叫谢晨芳。

　　谢晨芳，今年10岁，开学就读四年级了。见她之前，项校长和我们简单聊了聊她的情况。

　　晨芳的妈妈在她2岁时因为受不了家里的穷，不辞而别了，爸爸为了家中生计，在云和县城打工。晨芳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晨芳的卧室，是家里唯一一间朝南的房间。并排放着两张床，奶奶说，这本该是晨芳和爸爸妈妈一家三口的房间。

　　可是如今，属于爸爸的床上，躺在那里的只有一只破旧的箱子和其他一些杂物。“她爸爸半年才回家一次，家里也没多余的柜子放东西，就先放在这里。”奶奶说。

　　晨芳催着我们坐下，自己也一骨碌坐在了床上。

　　晨芳的床不像城里小朋友的床那般卡通活泼，赤裸着的蓝色棉芯被子，床单是一块破旧的毛巾毯充当的，唯一像样的枕头套花色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式。

　　偌大的房间，平时只有晨芳一个人睡。“一个人睡可自由自在了， 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床上滚来滚去。”说着，晨芳就躺倒在了床上，滚了两圈，开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