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7%的增长速度符合新常态发展规律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支撑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以及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7.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1583万人，比上年下降371万人，自2012年以来连续3年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放缓。随着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2010年-201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年均增长15.1％；2015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均工资超过3000元。

　　二是能源资源约束增强、环境要求不断提高。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人均石油、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资源消耗的规模十分巨大。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3.3％，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却占到世界的23％。在国内供给能力有限而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土地要素日益稀缺。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可用建设用地日益稀缺，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14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为3522元/平方米，为2010年的1.22倍。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为土地缺乏导致项目无法落地和企业扩大投资受限的问题。生态环境压力突出。2014年，我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2295万吨，二氧化硫（SO2）排放量1974万吨，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2014年，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除Ⅰ-Ⅲ类外的劣质水质断面比例高达28.8％，其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Ⅳ类、劣Ⅳ类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26.2％。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全国范围大面积的雾霾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人口数量红利下降、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决定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速均趋于放缓。这种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下所必然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从国际范围看，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增速出现回落也是普遍现象。1956年-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9.2％，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1974年-1991年年均仅增长3.7％。1951年-1960年，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8.2％，1961年-1970年回落至4.4％，1971年-1991年进一步回落至2.7％。1966年-1995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4％，1996年-2011年回落至4.2％。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空间广阔，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即使经济增速“换挡”，现阶段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潜力和条件。

　　四、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统筹多重目标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都需要适宜的宏观环境，以及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看，经济增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快，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不足。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需求过旺，几乎所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可以销售出去，即使是落后产能也能获利，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动力不强，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的升级改造。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快，传统产业的回报较为可观，发展新产业空间不足、约束较多、具有一定风险，不利于资源要素向新产业、新产品转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慢，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转方式、调结构成本过高、能力受限。经济过冷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产能和生产要素利用率下降，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突出。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下降，用于创新的资源减少，转型升级能力降低，甚至有些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失业增加，进而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这种被动的调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成本和代价都很高。因此，既要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一定空间，又要保持一定的压力，需要经济保持适度增长。

　　从近两年我国发展实际来看，7%左右的经济增速，总体上是适度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升级。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2014年分别上升至46.9%和48.2%，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为49.5%，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趋势明显。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高速增长。需求结构也在向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投资、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三驾马车”的动力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

　　综上所述，尽管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比去年有所回落，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较高，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但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增长速度过低不利于稳定扩大就业，不利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利于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因此，要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下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下大力气发展做强实体经济，巩固经济趋稳向好的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