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此外，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与政府对峙的政治文化，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条件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难于形成社会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叹息：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观念。实际上，不但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权利之间也要有必要的互惠与合作。这样，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良性地运行。

　　中国坚持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对峙。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更为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使得我们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所有西方国家；我们的整体社会治安水平也比美国好许多。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同时社会总体秩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