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 现任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

　　7月11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是“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1990年，联合国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就在前一天，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透露，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今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有再生育打算，与2013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

　　杨文庄说，当前主要任务是要继续组织实施好单独两孩政策，同时也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论证工作。

　　中国人口政策正在调整，但就如何调整以及调整时间，学界观点并不统一。

　　人口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就主张用更稳妥的方式对待人口问题——他认为当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还为时过早。

　　但也有更感紧迫者——“今年已进入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 窗口期 ，再不调整就来不及了。”

　　6月24日，在福建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姚美雄对记者感慨。他现任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是为数不多在任且公开呼吁改革人口政策的官员。

　　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用他的话说“那时就已经很晚了”。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有着浓厚的国家情怀。统计局普查中心的特殊位置，让他有机会触摸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是失职”。

　　姚美雄1985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进入福建省统计局工作至今。但在真正研究人口问题之前，他自认为是“门外汉”——这决定了他日后的研究方法，写文章时，他力图用最简单的道理让人明白人口问题真相。

　　有学者将“病根”指向生育率的下降，认为这将影响中国日后的人口规模。姚美雄认为，一些差距很大的数据让决策者为难，因为他们可能难以判定中国的真实生育水平。

　　相比生育率的争议，姚美雄认为从人口结构看人口问题更清晰明了，可以统一认识、减少分歧。中国的人口结构已严重失衡，这包括老龄化、少子化(青少年占比下降)和性别比失衡。其中，少子化将直接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即使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仍不够充分。

　　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政策并未随之调整。姚美雄认为，关键是没有找到人口问题的症结。他说，人口结构失衡对“中国梦”和现代化的实现，都将带来不确定。他相信如果充分意识到人口结构的可怕后果，应该会加速政策的调整。

　　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将步日本后尘

　　记者：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数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从你的研究来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何种水平？姚美雄：按照人口统计标准，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5年。

　　2010年“六普”后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总和生育率是1.18，但卫计委长期认为是1.8才合适，最近两年才改口说在1.5-1.6之间。我们清楚统计过程中肯定有漏报，或因“黑户”等原因导致数据误差，经过修正后我们估计，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1.5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10多年来，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300多万到1600多万人之间。

　　1.5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记者：从其他国家来看，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率水平后，人口政策是如何调整的？姚美雄：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生育率低于1.6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记者：低生育率对国民经济有什么影响?国外有哪些案例?姚美雄：典型的例子就是邻居日本。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朝野，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时至今日，日本生育率连1.45都不到。

　　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将步日本后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