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通力合作

　　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它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积极从事推动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活动。中华革命党把自己的组织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放弃反蒋斗争，主张联蒋抗日，号召“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可以说，这代表了所有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七七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宣言中说：“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更是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军事集团共御外侮

　　国民党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闹独立，搞分裂，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丑剧。但是，随着日军侵占东北，侵入华北，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逐渐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御侮，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要求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不少军事集团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有的甚至主张联共抗日。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西南实力派集团发动两广事变，要求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团结抗战。这都有力地促使了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定团结抗战的决心。

　　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时，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全部都采取归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态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如淞沪会战时，白崇禧在蒋系中央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时，把桂系6个主力师调作反攻之用，结果失利，伤亡官兵5万余人。又如台儿庄战役时，原西北军张自忠在内战时，与庞炳勋结下仇恨，他俩同为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张自忠被庞暗中打黑枪险遭丧命，张自忠曾表示一辈子决不与庞共事。但是，当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难之时，张自忠奉李仁宗之命主动率部星夜增援，击破了日军。这种不记私仇，自觉服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利益的凛然大义，必载于史册而为后人所铭记。

　　各阶级、政党、派别、军事集团这种舍去旧有恩恩怨怨，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他们朝着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因而，爱国主义团结了他们，爱国主义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础。

　　比如山西的阎锡山，面临日军侵入山西的危机，在1936年5月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于同年秋与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欢迎共产党人帮助他建立实际上由中共领导的、动员和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不久，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游击战活动，到1938年初发展到第1、2、3、4纵队(相当于旅)，简称山西新军，约3万余人，成为山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徐州会战为例，可以说，徐州会战是全民族团结抵御外敌入侵的典范。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山头林立，内战不断。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军队能够不分派系，不讲山头，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为民族生存而战。日军曾视中国人民为一盘散沙，视中国军队为草芥。而徐州会战则体现了全阶层、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于是，在滕县保卫战、临沂大捷、台儿庄大捷等战斗中，有来自不同省份，操着不同口音，身着不同服装的军人，他们中有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滇军……正是这些地方军使日本矶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溃败而逃。而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则为李宗仁赢得了抗日英雄、抗日功臣和抗日名将的三顶桂冠。（刘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