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资料图片）京华时报记者欧阳晓菲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薪酬制度，不过目前，试点法院的法官待遇尚未提高。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正在研究提高法官待遇的方案。同时，在试点员额制的过程中，部分昔日法官变为了如今的法官助理，一些庭长、副庭长也脱去了旧日光环，成为一名普通法官。这种改变给一些法官带来了心理落差，而法官助理们则期待自己今后能够有更明晰的晋升渠道。

　　北京法官待遇改革正在研究中

　　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薪酬制度，提高法官职级、工资和福利待遇。建立与法官员额制相配套的薪酬制度，可以保证法官队伍稳定，保证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不过目前，试点法院的法官待遇尚未提高。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表示，目前试点法院的法官收入与其他法院相同，均是参照北京市的公务员体系，“据我了解，市里正在研究提高法官待遇的方案，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四中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程琥介绍称，四中院是整建制改革，从司改的方向来看，法官责任制，运行机制改革，没有过渡期，保障是回避不了的。按照司改的要求，主审法官要享受中层负责人待遇。

　　法官助理发展路径有待明晰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穆颖，以前曾在其他法院当法官。穆颖告诉记者，她到知产法院工作已4个月，“我体会到了法官助理这项工作的艰辛。需要处理大量案件加之非审判性的工作，压力很大”。

　　此前曾在基层法院当法官的穆颖说，相对于过去，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增加了事务性工作，要参与大量的调研工作，还会从事综合管理工作，如进行事务性的记录管理等。“我们的岗位是从来没有过的，身为法官助理，更多的希望将来能成为法官，我期待尽快明确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法官，这需要具备何种能力和条件。”穆颖告诉记者。

　　审判研究与管理办公室的法官助理杨静则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连轴工作，我没有时间去思考是否困惑。”杨静认为，从职能上来看，法官助理是服务于法官的，应该尝试探索一条法官助理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明确法官助理的上升通道。

　　对此，陈锦川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目前我们院还有5个法官名额，我们会充分考虑到这个情况。”

　　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表示，应探索解决司法助理的职业前途问题。法院在设计制度上也应考虑相关配套措施，如助理的发展前景、上升空间等。他认为，将来可以在新设立的法院吸收法官时，优先考虑现在的法官助理，使他们有明确的职业预期。另外，可将法官助理分成两类：一类是专职的行政助理，每位法官应配一名负责其所有行政管理事务的助理，类似终身制秘书。另一类是负责审判业务的助理，临时性的，一个法官可以招多位临时助理，都是非常出色的法学院毕业生或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两年的律师，以提高团队的专业水平和办案效率。

　　法官团队模式还需要再探索

　　知产法院审判一庭法官姜庶伟表示，此次司法改革设置法官助理的目的是，将法官从琐碎的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理案件。而在实际工作中，姜庶伟认为这样的组合还有待进一步磨合适应。

　　姜庶伟介绍称，按照司法改革的设想，法官助理应负责庭前阅卷，并从中归纳总结出案件的争议焦点，当庭汇报，而法官庭前不用阅卷。“但绝大多数法官不敢尝试这种庭前‘大撒把’式的‘直审’。假如法官助理归纳不准确，‘直审’会导致庭审出现方向性错误，造成‘漏审’、重新开庭或者被发回重审。由此付出的各项成本，要比法官庭前自己阅一遍卷大得多。”姜庶伟说。

　　作为司法改革的亮点，法庭为法官助理设置了专席，并赋予发问当事人的权力。“但法官助理当庭想到的问题，很少有法官想不到的。应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在庭审过程中需要肩负的责任及所起作用。”姜庶伟表示。

　　陈锦川认为，现在的法官团队模式，即一个法官配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的模式有自身的缺陷，“因为法官助理和法官有很多工作会重复，效率反而可能高不了”。陈锦川表示，法院根据半年多来的情况正在进行探索实践，也在向相关部门反映法官团队的组成问题。“我认为比较好的团队组合可能是一个法官配两个助理或者配两个书记员，或者更多，这样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陈锦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