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游客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家食品店内了解老北京风味小吃和中国传统烹饪文化。当日,日本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部分游客到故宫、长城等北京旅游景点参观游览。图片来源：新华网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则指出，“如果陷入近代史陷阱，我们看到的历史天空是很小的。历史是潮流，战前的历史很重要，战后的历史也很重要。”他认为，如果没有信赖，即使听到了对方的话也不能接受。但只要双方有改善中日关系的共同目标，就一定可以一起做建设性的工作。

　　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歇，近年青年学者交流成果颇丰。“日中青年历史学术会议”项目开展十年后，自2011年起，社科文献出版社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举办每年一期的日中青年历史学者研修班，以两国20至30岁青年历史研究者为邀请对象。目的在于促进两国研究者间的交流，对于关涉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以更好地了解各自的观点和立场。此项目已进行了四期，今年将进行第五期。

　　“不应把中日历史问题简单的政治化或感情化。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重要性。”步平说，“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应谦虚的、冷静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认识，特别是理解对方历史的产生背景和原因，然后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找认识的共同点，同时也应当承认认识的差异。”

　　双强并立时代 改革引起的社会紧张情绪易转为民族主义

　　研讨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的探讨脱离不开两个历史背景，一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的逆转，二是两国都在艰难改革，处于历史转折期。

　　一方面，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12%，到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应该说是日本的两倍。王新生指出，“但从综合国力上讲，这应该是一个双强并立的时代。在东亚历史中从来没有两强并立的局面，怎么适应这个局面，对两国政治家和两国的普通国民来讲，都需要时间和心理调适。”

　　另一方面，两国都在进行艰难改革。王新生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已20多年，一直在不停改革，作为一个被组织的社会、被组织的市场，日本特别适合“赶超型现代化”。

　　“正像我们经常能看到明治时代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大家很怀念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向上的时代，国家把人们组织起来并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潜能，这是日本社会的组织原理，适合‘赶超型现代化’，所以在明治年间日本成了世界强国。”他说，但这样一种文化、社会结构不适合全球化，如果让每个人以个人为单位去区别竞争，他会感到手足无措，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改革二十多年来仍然还在摸索的最大历史背景。王新生指出，“日本的政治改革好像是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大概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也是非常矛盾的进程。”

　　“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今天中国模必须寻找新的方向。我们必须改变以出口导向为基本方式的发展模式，但改革非常困难。”王新生指出，艰难的改革会引起社会紧张情绪，这种情绪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转化成一种民族主义，而恰恰中日两国是各自宣泄民族主义的最佳对象。因此，他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其解决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