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遵循哪些原则

　　“不违法、没犯罪”仅是底线标准，新闻伦理也需谨守

　　谈及隐性采访，很多人都会不自然地联想到公安机关采取的卧底侦查方式。徐迅认为：“隐性采访与卧底侦查，是完全不能拿来做比较的。两种方式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制都完全不同。”

　　在我国，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行使。即便侦查人员进行隐匿身份等方式的侦查，也应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需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且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柳波提出：“在目前还没有隐性采访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记者是否存在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从眼前和短期效应看，卧底的成功往往会带来案件的侦破和新闻的蹿红；但从长远看，以违法的手段揭示违法犯罪，不该是社会所提倡的。”

　　此外，在暗访过程中，记者需在多大限度内承担责任？柳波也提出疑问：“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违法犯罪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记者是否有义务进行控制，使其悬崖勒马？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这种不透明的采访方式，很容易让公众对媒体产生质疑。”

　　“‘不违法、没犯罪’仅仅是一个底线衡量标准，我们更应关注其背后的伦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阴卫芝认为，“传播行业作为社会信息的过滤者和生成者，对社会道德起建构或消解的作用。隐性采访，可能符合了‘真’层面的要求，但其背后传播的社会影响仍有待考量。”

　　公共利益咋权衡

　　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现实难题

　　“从近年的案例来看，媒体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在采取隐性采访之前便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预案，包括记者行动到哪一步截止，向公众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等。”徐迅认为，“隐性调查方式不宜作为常规的采访方式使用，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一直备受争议。”

　　“不穷尽其他采访方式，便不采取隐性采访来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据阴卫芝介绍，隐性采访应至少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记者正在调查的是暗中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正常采访途径无法收集到相关材料；事先依照媒体内部审批程序报经有关负责人同意；不以涉嫌犯罪的方式进行体验式调查。

　　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据徐迅介绍，一般情况下，揭露犯罪、公众安全与健康、公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等情况，都应该视为与公共利益有关。她说：“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谨慎评估，不应任意扩大解释，需要对媒体的隐性采访进行必要的限制。”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判断隐性采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阮齐林认为：“要遵循利益权衡原则，对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揭露真相带来的正面效果进行比较，如不可避免地造成危害，需将危害比例控制在可接受的范畴内。然而，对记者而言，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一个现实难题。”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5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