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守护

　　因为过度操劳，李利娟的身体每况愈下。2011年冬天，李利娟被诊断出患早期淋巴癌。“住了7天院我就逃回家了，花那么多钱治病，还不如给孩子们创造条件。”李利娟说，自己回家当晚，一个人跑到山上哭了一宿，“早上起来我还是这群孩子的妈妈，我知道我的担子，我只能更加拼命地养家。”

　　照顾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在李利娟看来，是责任也是感恩。“我养了他们，我的命也是他们救回来的。”2001年的一天，刚取完钱的李利娟在银行门口被打劫，头部被橡皮棍砸伤缝了78针，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在休克后曾一度被医生放弃抢救。“当时收养的6个孩子，给医生磕头求继续救我，给我的家人下跪说不要放弃我，这些孩子在病床边守了整整三天后我才醒过来。”

　　李利娟的经历比常人传奇和丰富。在经历淋巴癌后，2013年，她还因治疗尾椎骨骨折时输错药差点成为植物人。多次死里逃生，李利娟说自己并不害怕死亡，“就怕孩子们没着落。”

　　拼了命养家的李利娟，在庞大的开支面前，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不算孩子们治病的费用，一个月开支也要5万多。”精打细算的李利娟摆鞋摊，又种了20多亩地，养了120多只羊、猪、鹅。“能不买的我们都自给自足，还好孩子们很懂事，都会帮着干农活，照顾弟弟妹妹。”

　　母子之间的隔阂

　　成为75个孩子妈妈的李利娟，却被亲生儿子拒见10年，这是李利娟内心无法愈合的伤痛。“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小文（化名）。”

　　2004年，在北京某部队当兵的儿子小文受伤，颈椎等多处骨折，需要手术，而当时患重度脑积水的养子豆豆（化名）面临第二次手术，经权衡，李利娟带着豆豆赶去上海救治。亲生儿子手术无人陪伴照顾，因此小文患上术后抑郁症，不愿与人交流，最严重的是拒见李利娟。之后，小文被送往陕西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当年秋天，小文被送往其外婆家照顾，但仍不愿与李利娟开口说话。虽然不愿与妈妈交谈，但小文在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时说道，“我妈妈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李利娟一边说着，一边擦拭眼泪。

　　母子俩不能正常沟通，成为李利娟最大的遗憾。事实上，她也正因为儿子才开始收养孤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百万富翁李利娟，在经历一场车祸后，曾是劳改犯的丈夫染上毒瘾败光大半家产，离婚后儿子由前夫抚养，自己净身出户。之后其前夫“毒性不改”，将儿子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人贩子，“我接到消息后，赶到车站在人贩子手上把他抢回来。”正是这场家庭变故，李利娟开始收养孤儿。

　　在收养七八个孩子后，李利娟将自己投资铁矿赚的百万家产用来养家。到2008年，因城市规划，李利娟的矿区被规划成道路，故被下令停产。家中30多个孩子一下断了经济来源，李利娟变卖豪宅、轿车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孩子治病。到2011年，李利娟开始入不敷出，“还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断有孩子被收养，李利娟借遍亲戚朋友，至今已欠债200多万。

　　民政局回应

　　李利娟收养孤儿，也得到市县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景文接受采访时说，民间孤儿收养是几十年的一个遗留问题。李利娟个人献爱心在收养孤儿，作为民政局必须全力帮助。但“民政局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支持”。

　　李景文介绍，除李新等还未来得及办完收养手续的6个孤儿外，其他的孩子都有了户口，让孩子们正常接受教育不受影响。因李利娟和孩子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4年前，武安市民政局给49个孩子都上了低保，每个孩子每月领到100到400元不等，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此外，民政局每个月都在提供大米和面粉等物资帮助“爱心村”。

　　李景文称，根据规定收养孩子必须在政府的福利院中进行。李利娟申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是一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机构，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能够尽快出台关于民建福利院的法规进行规范，会更便于操作。”李景文说。

　　因为政策上的限制，李利娟收养的75个孩子无法算作孤儿，不能再被他人领养，她因此婉拒了至少200人的收养意愿。也因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爱心村”的用地开始紧张。2013年冬，武安市政府已经给“爱心村”规划了50亩地，但因资金困难，李利娟拿地仍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