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境外恐怖组织之后,这些成员经受着组织内的独裁和腐败,在恶劣生活环境中过着窘迫的日子,而他们的妻子与孩子也在禁锢中经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迫。当初,他们认为“伊吉拉特”是最好的出路,而现在对他们来说,从组织中逃离才是摆脱不幸的唯一选择。

　　成员缺衣少食，头目专车美食

　　加入境外恐怖组织后,阿不力米提·努尔敦这样形容当地的生活条件——“就像回到了旧社会”。下雨的时候房子漏水,每周能吃到一次肉就不错了,外出只能步行,医疗也很落后。

　　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小小的土砖房中,院子外有个旱厕,没有电视信号,也没有手机信号。

　　他对妻子充满愧疚。妻子阿孜古丽·卡德尔是他的同学,婚后在国内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剖腹产,很快恢复健康。在恐怖组织据点,她生小女儿也是剖腹产,这一过程让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开刀口子太大,缝了好多针,在医院住了5天就出院了,天气热,缺乏药物,拆线时又有一根线没拆掉,腐烂化脓。”阿孜古丽·卡德尔眼睛红肿着对记者讲述,泪水不断涌出来。“没有消炎药,只在化脓的部位抹一点紫药水,线还是邻居帮着拆掉的。”他们还见到当地医生隔着衣服给人打针,当时惊呆了。

　　组织内的普通成员在困顿中挣扎,组织头目却过着优裕的生活。

　　阿不力米提·阿布都许库尔给头目当过半年的厨师。这期间,他见到了在国内常见、但在组织里久违的食物——百事可乐、雪碧、芒果、桃子、西瓜、哈密瓜……“头目除了我这个厨子,还有佣人、保镖和司机,佣人的工资比普通成员高。”

　　“这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按照教义你就是有钱也不允许大吃大喝,搞特殊化。”这一切令阿不力米提·阿布都许库尔感到十分失望。

　　因为生活困难,组织内部的一个寡妇卖身换取孩子的抚养费,组织头目知道了要打死她。麦尔丹·毛拉洪认为是组织没有把已故成员的遗孀照顾好,责任在组织。他去找头目,指出这样对待寡妇不符合教义,他得到的是关押29天的处罚,还被30多个成员打了89大板。

　　他得出结论:组织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不顾教义。“我想,万一我被炸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就算我进了‘天堂’,家人的生活依然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

　　离开时,阿不力米提·努尔敦留下一封信:“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得不到真正的公道和关怀,所以决定离开。”

　　孩子在枪声中哭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

　　在一段自拍视频里,记者看到,一名男子在树下正在教两个男孩打枪,枪响之后,传来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不停喊着“阿娜(妈妈)”,无人理睬她的恐惧,摄像头甚至没有转移到这个惊恐的孩子身上。

　　这名男子是境外恐怖组织成员阿扎提·肉孜阿洪,当时他的妻子使用手机拍摄,两个连扳机都扣不动的男孩一个6岁,一个5岁,哭泣女孩是他的女儿,只有一岁半。

　　被押解回国的阿扎提·肉孜阿洪再次看到这段视频时,表情黯然,他说,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但现在再看,心里很难过,特别心疼孩子。

　　他的妻子哈力古丽·尼亚孜痛恨境外的生活,觉得最可怜的是孩子。那里没有什么娱乐,孩子总是哭,她实在没有办法,就给孩子们养了几只鸽子。女儿的健康问题令她担忧。“没有钱,怀孕时营养跟不上,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还是营养不良,她经常抽风。”

　　她还担心儿子的教育和前途,在视频中,大儿子给父亲用稚嫩的童声唱了一首“圣战”歌曲,除了这些,他们很难接触到其他的歌曲,连看的动画片都充满杀戮。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怎样?在另一段恐怖组织成员自拍视频中,一个孩子跟着父亲玩枪,对白是这样的,父亲问:“你要用枪打谁呀?”稚嫩的童声回答:“杀死‘异教徒’。”

　　哈力古丽·尼亚孜说,如果继续待在那里,孩子们真的都会成为“圣战者”,为了让孩子避免这种厄运,他们必须离开。

　　在那里,儿童早就被组织列为实施暴恐袭击的培训对象。在一段拍摄于15年前的视频中,当时落网的“东伊运”骨干成员木塔力普·哈斯木讲述:“艾山·买合苏木(‘东伊运’头目)说,我们要让这些孩子学习制造爆炸物。我把他们带去了本·拉登的营地,当时本·拉登也在场。”

　　当时阿不力米提·努尔敦在土耳其受赛甫拉阿吉诱惑,是因为他说那里是个公平公正的地方,妇女孩子受保护,所有穆斯林都很团结。 一年多来,他在幻灭感中痛苦度过每一天。他眼睁睁看到的事实是:组织头目和成员间等级森严,充满差别和腐败,内部不团结,没有任何公平和民主,妇女的生活极其艰难……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孩子的教育环境也极差。

　　在他的同意下,大儿子曾去组织里的宗教学校学习,待了不到20天就病着回来了。“孩子闹肚子了,也没人管,就送了回来。他裤子上沾着大便,头发脏脏的,浑身都是土,瘦了很多。”

　　所谓宗教学校,是对儿童进行洗脑,学生都是组织成员家庭中的男孩。麦尔丹·毛拉洪说:“学校只教古兰经,不教语文数学,小孩连母语都不会读写。”这里还不许孩子随意见父母,每个月只有一两次机会可以见到家人。

　　孩子回来后,阿不力米提·努尔敦去打听过学校里的情况。“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脏话,互相欺负,很没规矩。根本没有人教孩子讲卫生,不少孩子得了皮肤病。”现在说起来,他的语气还充满愤懑:不教知识和道德,教出来的就只能是机器人!

　　没有自由的日子，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阿孜古丽•卡德尔还不到40岁,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

　　“都是哭白的。”她红肿着眼睛说。组织绝对禁止妇女单独外出,“要买东西都得等丈夫回来,或者请邻居帮忙。”阿孜古丽·卡德尔患小儿麻痹症,行走不便,山路不平,穿上罩袍蒙了面,更是寸步难行。

　　摔跤对她来说是常事,哭泣对她来说更是常事。到了恐怖组织据点第一天,她就哭着要离开,以后就每天浸泡在泪水中。

　　但她知道,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哭泣,会吓着他们。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泥巴,她每过几分钟问一声,听到回答声才安心。”她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但她根本不敢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

　　“丈夫曾买到一个小小的玩具汽车,孩子玩了一会儿就坏了,再没见过其他玩具,他们只能玩泥巴。”

　　阿孜古丽·卡德尔只见过两个邻居,再没有机会见到其他人。这两家的男人都被炸死了,剩下寡妇和孩子。

　　“组织里有不少寡妇,她们过着无人问津的日子。”麦尔丹·毛拉洪说。在那里,麦尔丹·毛拉洪成了家,妻子沙吉丁也是个寡妇,她的前夫是被炸死的,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本来她不想再嫁,但下雨房子漏水又没有能力修缮,生病了不能独自去医院,也不能去巴扎买东西,不嫁人根本活不下去。

　　麦尔丹·毛拉洪也没打算结婚,在国内时他对婚姻充满憧憬,希望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好好过日子。但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两个人都违背了自己的本心,认识第二天就念了“尼卡”组成家庭。

　　提心吊胆是所有女人的共同心态。阿孜古丽说,每次丈夫外出,她都十分担心害怕。“我的内心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怕孩子离开,怕老公出事。”

　　阿扎提·肉孜阿洪的妻子哈力古丽·尼亚孜也是一直哭着要离开。“我性格开朗,在国内时很爱笑,到那里之后每天都在哭。”面对记者,她说自己唯一开心的事是一家人居然能活着逃离组织回到国内。

　　她也仇视吉里巴甫服。“外出时必须穿,如果没有人拉着你根本就走不成路,谁会喜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