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杨善洲》剧照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问:用权,是为官之“要”。焦裕禄、杨善洲一生都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请您结合这两位楷模谈谈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力观。

　　李雪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困农家,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从农民成长为战士,从战士晋升为干部,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焦裕禄深知民间疾苦,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还之于民,用之于民。

　　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属和他人谋取好处,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坏规矩。焦裕禄的权力观就是为兰考人民办实事,为困难群众解忧难。

　　再说杨善洲,他兄弟姊妹6个,仅活下来2个,家里仍养不起,就把他托养给一位农村医生,在大亮山挖草药、卖草药,然后凑学费。解放后,国家分给他家十多亩地,还有房子和牲口,他非常感动,却不知道怎样来感谢共产党。后来他找到了报恩的方式,那就是把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做好,让党满意、让群众满意。

　　在杨善洲的观念里,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杨善洲妻儿户口在偏远农村,生活艰苦,按政策规定本可转为城镇户口。但身居领导岗位的杨善洲几次坚决推辞,把“农转非”指标留给其他同志。二女儿杨惠兰初中毕业后想去参加县里招工考试,因为农村户口不符合招工条件而失掉机会。杨善洲一辈子把“后门”关得紧紧的。然而,他为群众解决困难的“前门”却总是敞开的。他了解到有科技人员和农村老教师的家属在农村,生活困难,就主动帮助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为他们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杨惠兰知道后,流着眼泪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爸爸你这么做,我们家里人都很理解,但是做你的亲人,做你的子女都挺不容易的。”杨善洲看了孩子的这一封信,一宿都没有睡,后来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啊!杨善洲说:“我发过誓,咱们都是为了老百姓,你还有书教啊,有多少人没书教,有多少孩子没学上啊。”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

　　焦裕禄、杨善洲还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什么是对子女真正的爱。听听焦裕禄、杨善洲等这些优秀干部的子女们对父亲的评价:“父亲很贫穷,但是我们觉得他很‘富有’,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金矿”“爸爸任何物质都没留给我们,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享用不尽的,我以能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风气之下，怎么来搞创作？我们要反思，只有把我们做的东西做得更好才行

　　问:1990年,电影《焦裕禄》上映,社会反响强烈。然而,据说2011年电影《杨善洲》在放映之初票房并不高,大大出乎您的意料,是这样吗?

　　李雪健：1990年,电影《焦裕禄》开始放映,我跟着剧组跑遍全国,我们当时拍的时候,也就是说给党员干部看看,没想到得到老百姓那么大的欢迎。一开始还组织看,后来就不用组织了,很多人都是自己买票看第二遍的。有的县领导开着车去看的,看完以后都不好意思坐车了,让司机把车开走,自己走回去的。

　　《杨善洲》是2011年7月19日在全国公映的,那天我到昆明参加首映式,反响非常热烈。回到住地我就给我爱人打电话,挺想知道北京首映的情况。我爱人去了一家影城,《杨善洲》只在中午12点排了一场,观众只有三个,其中一个还是我爱人。过了两天,我儿子说一家位于繁华地段的影院晚上7点给《杨善洲》排了片,这回观众多了两个,有五个,但其中一个是我儿子。当时同期上映的是一个美国大片,叫《变形金刚3》,一天票房就破了亿,那部电影我后来看了,拍得非常好,我承认。但是你不能否认《杨善洲》拍得也不差。《变形金刚3》是美国发达国家的英雄主义,那么《杨善洲》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英雄主义,他的英雄主义就那么值钱,我们的英雄主义就那么不值钱?我挺别扭的。我们是主旋律的片子,美国大片不一样是在宣传他们的主旋律——英雄主义吗?我们却漠视自己国家的主旋律。

　　当然,后来情况逐渐好转。我有个朋友想带着孩子去看,孩子就是不愿意,我朋友就硬把孩子拉进了影院。看到一半,朋友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孩子流泪了。我给他回了信息,说给你回信息的时候,我在流泪。

　　这个片子得了几个奖,我最看中的就是“大学生电影节”这个奖。我儿子说过,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心中“人气不旺”,但我上台领奖时,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说,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老爷子的,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风气之下,怎么来搞创作?我们要反思,只有把我们做的东西做得更好才行,得玩命。同时,搞文艺创作也要继承优秀的传统,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