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在注册登记时一次性免费发放统一代码和登记证(照)。

　　去年3月1日起,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一年以来,多项措施在全国铺开。而其中,“三证合一”因涉及工商、质监、税务等多个部门,被视为改革中的“硬骨头”。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共有29个省份实施了“三证合一”,江苏省位列其中,此番,宿迁市将改革继续推进一步,将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号、营业执照注册号三个代码合并成一个社会信用代码,实现了“一张表格、一份材料、一套程序、一窗受理、一份档案、一照一码”。

　　此前各部门重复编码，易致“信息孤岛”

　　要实现“一照一码”,关键在于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编码。

　　对此,目前已试点的各个省市,方案不尽相同。在试点的厦门方案中,赋码方法是发改委建议的赋码规则,将9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嵌入新的18位编码之中。不久前,北京石景山区也进行试点,将营业执照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税务登记证号整合,形成了24位码。

　　此轮宿迁改革,宿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耿静波介绍,他们采用“1位机构类型+6位行政区划+2位机构代码+8位主体顺序号+1位校验码”的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其中8位主体顺序号分别由工商、编办、民政、司法、民宗、工会等赋码部门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相应的编码规则。而后,18位码由电脑自动生成,避免部门垄断编码权,造成“二次赋码”。

　　耿静波说,此前,因为工商、税务、质监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编码规则,部门间信息不统一。工商部门不知道企业的纳税情况,税务部门不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企业的信息在各个部门之间仍是“信息孤岛”。

　　“各部门之间重复编码、互不相通,既不能相互制约监督,也容易导致懒政和腐败,甚至会出现部门权力的垄断、扩张。而且,各部门在编码、赋码过程中,常常与该部门的行政审批以及各种非行政审批事项挂钩,还会出现权力暗箱增加社会负担。”宿迁市副市长冯岩说,“通过‘一照一码’改革,破除了部门权力的‘密码’,将各种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暗箱操作变得不再可能。”

　　在宿迁市宿城区政务大厅,宿迁伟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王昌伟不到一小时就填完一份表格,有几十项数据,然后,拿着准备好的材料,统一交给一个办事窗口,没交任何费用。三天后,王昌伟就拿到了宿城区第一张“一照一码”营业执照。而在此之前,注册一个企业,得填上近200项数据,至少要花半个月,连身份证都要复印很多遍。

　　对于企业来说,“一照一码”不仅便利了注册,而且所有信息都能一码查询,注册信息、经营情况、违法记录、纳税记录,未来再与个人身份证号相关联,将构建覆盖全国的统一信用管理体系。

　　走出宿迁市，有的企业就遇到难题

　　截至目前,宿迁全市共有76家单位,包括53家市直部门和首批23家社会应用单位,直接参与了“一照一码”改革,其中80%以上单位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一照一码”。该市要求,全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保险等机构对企业提交的“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应予认可,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条件要求企业提供“一照一码”执照外的其他证照,保障市场主体真正获得“改革红利”。

　　然而,走出宿迁市,有的企业就遇到了难题。“2/3的省建系统和国家系统仍然无法直接使用18位编码。”宿迁市工商局副局长张保平说。例如,宿迁市人行纪委书记陈华介绍,人民银行业务系统为总行与国家外管总局开发,市级政府无权修改系统,所以企业开户仍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

　　目前,宿迁市只能规定,如因市外生产经营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况确需相关独立证照的,由市场主体凭“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直接向各相关部门审批窗口申请办理。这些单位同时接受老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新注册企业的18位商事登记号进行业务办理。“这种策略我们称为‘二路并行’,”冯岩表示,“克服改革阻力,还是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尽快出台,规范编码,提高认可度,使企业在‘一照一码’改革后从事各类业务更加便利。”

　　由一次性审批向全过程监管转变

　　“改革后,因为门槛大幅度降低,公司制企业注册数迅猛增长。”宿迁市工商局注册处并联审批窗口工作人员林雪梅感慨,因为业务量增加太多,上厕所都要小跑。

　　企业再不用过一道道审批坎,可如何监管呢?今年1月6日,宿迁市研发全国首个证照联动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联动制度为保障,通过实施分工监管、行业监管、协作监管,实现部门间信息实时传递和对接,从而形成纵横联动的管理链条。

　　平台自运行以来,各职能部门每天登陆平台查看工商部门发照信息,根据本部门工作职责,认领工作任务,履行监管职责,推送监管信息。“证照联动正式平台共分数据归集、警示管理、查询统计等6个功能模块,涉及联动参与部门49个。”耿静波说,目前,市级平台上传主体资格、行政处罚、日常监管信息已近7万条。

　　“放权不是放责,改革是在倒逼行政部门以市场主体为中心,把权力和精力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冯岩说。